13年里同一单位四任厅长“前腐后继”，令交通厅长的“高风险”特征再次凸现。按理说，每一次前任厅长落马，对于后任都是一次风险成本展示，都足以警示后任者贪腐成本之高。为什么在此情况下，每一个新任厅长仍然愿意选择高成本的利益追求行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部门，交通部门在道路交通规划、设计、配套设施等方面握有庞大的行政授权，行政资源的垄断性决定了交通部门权力的广泛性：既会成为希望地方经济发展的下级政府的青睐对象，也会成为不法寻租者的追求目标。此外，现有行政体系一支笔权限过大，决策环境足以让“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屡被验证。公众已经看过许多想做一个好官而最终沉沦的例证。当权力大到制度轻易干预不得时，权力成为寻租的玩物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说，贪腐并非只是人性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此，仅仅让公众看到官员受到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应让公众看到：行政体系有能力划出红线，令官员不敢逾越。交通厅长们“前腐后继”的勇气，折射出的是官场道德底线的下沉，折射出的是行政体系亟须加速改革。让官员固守应有底线，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决策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监管机制。事实反复证明，仅靠内部监管不足以令“前腐后继”现象消亡，还必须引入外部监管。(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