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某电厂正在“工作”

　　本报资料图

　　“到2015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以上，主要入湖河道水质稳定达到Ⅲ至Ⅳ类水质标准，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7%以上，14个县（市）区全部创建为国家级生态县（市）区。”在刚刚闭幕的昆明市委九届七次全体会议上，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用这一系列具体的数据，传达出昆明市委市政府执政理念的方向：从过去关注GDP的增速转为关注绿色GDP的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持续发展之路。

　　“不能拉断生态系统这根弹簧”

　　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这就是营造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的具体表现。不过，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最终导致“杀鸡取卵”这样的悲剧在昆明有过先例。以东川工业园为例，这个坐落在东川背面山谷中的工业园，在2004年4月建成后，因为零税区的特殊优惠，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十余家大型企业入驻。不过，由于这些企业大多以化工、矿产、冶炼为主，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污染非常严重。最厉害时，工厂烟囱里排出的废烟，导致100米以内的山头都看不见，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田地里甚至长不出庄稼，周边的树木也停止了生长。昆明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徐声瑛这样描述他的心痛，“一些原本被其他城市确定为环保不合格的企业，也都迁到了东川，他们使用着大量淘汰了的工业设备，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污染非常严重。”

　　“追求GDP没错，但前提是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谈到这些“带血GDP”时，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著名专家曾广权说，现在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态环境，就像一根弹簧，它的波动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人类活动、社会生产只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忽视了节能减排，向大气层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就会破坏这个生态环境，拉断弹簧，直接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最终以极端气候、天灾等方式表现出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现在大到全球、全国，小到一个省、一个市、一个乡镇等，都有个GDP的排名。比如全国定的GDP的目标是8%，各个省都不想低于这个平均线，这样一争排名的话，可能就会只顾着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曾广权认为，政府部门的执政思路应该从关注GDP转为关注绿色GDP。

　　“创生态优美村应纳入考核”

　　“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扣除了自然资产、资源环境损失之后新创造的真实的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它是指不减少现有资产资本水平的前提下，所有常住单位的附加值总值。这里的资产资本就包括自然资产，比如矿产、森林、土地、水及大气等。通俗地说，绿色GDP可以简化成一个公式，即绿色GDP=GDP—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损失—（预防支出+恢复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曾广权说，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的和谐度越高。

　　那么，如何把绿色GDP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指标，纳入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曾广权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可以把创建生态优美行政村量化为具体的考核指标，因为只有80%以上的行政村都是生态优美行政村时，该乡镇才能申请生态优美乡镇；而80%以上的乡镇达到生态优美乡镇后，该县才能申请生态优美县；以此类推，直至80%以上的地市都是生态优美市后，该省才能申报为国家级生态优美省。所以，把最基层的生态优美行政村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可以从最源头上保护自然环境。

　　在具体的生态优美行政村的申请指标上，曾广权介绍，具体有环境质量、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建议三大类别的15个指标，其中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重点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率、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而且，每一项指标都根据不同的地区，具体量化成最精确的数据。“具体到昆明市，应该按西部地区的指标执行，比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就应该在12平方米以上，重点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率要达到100%，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比例应该达到70%以上等。这样一来，每一项指标都有非常具体的数据了。”曾广权说，这样一来，就能把绿色GDP真正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中。

　　曾广权的建议与昆明市委市政府的思路不谋而合。在昆明市委九届七次全体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仇和就透露，今后几年，昆明市将深入开展“六清六建”综合整治，即一清垃圾，建立固体废弃物管理制度；二清粪便，建立生活污水管理制度；三清秸秆，建立秸秆综合利用制度；四清河道，建立水面管护的制度；五清工业污染源，建立长期稳定的达标制度；六清违法建设，建立村容村貌管理制度。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昆明市计划到2015年，力争14个县（市）区100%创建为国家级生态县（市）区，80%以上的乡镇达到国家级生态乡镇标准，创建市级生态村1000个以上。

　　“学国外经验搞实物核算”

　　对于绿色GDP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可行性，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齐晔表示了他的担心。现行公布的经环境调整的GDP是用传统GDP值扣减虚拟治理成本得到的，但用虚拟治理成本估算环境退化成本存在较大的系统误差。因为它低估了真实的环境退化成本，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估算环境退化成本的假设前提就是治理污染的成本与污染排放造成的损失相等，而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另外，计算绿色GDP时，地区差异也没有得到体现。齐晔建议，在把绿色GDP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时，可以借鉴并参考一些国际经验，很多国家在对资源、能源、环境相关的国民经济统计和规划时，均已采取实物核算的方式。

　　齐晔解释，以挪威为例，早在1974年，挪威政府成立了自然资源部，开发和推行自然资源核算和预算系统，到20世纪80年代，挪威统计局采用实物指标首次编制了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渔业和土地使用等。在这个账户里，挪威将自然资源分为两类，一是物质资源，包括矿物资源、生物资源、太阳能、水文循环、风、海洋水流等流入资源；二是环境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壤和空间。通过对资源的核算后，挪威将收集和核算的资源用在对自然资源未来的预测和它们对环境影响的分析上。其中，最成功的运用是在一系列能源账目上。齐晔认为，和预测型、假设型的数据核算相比，实物核算能够有效地避免诸如环境损失价值评估这样的技术难点，同时，对于了解一国或地区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变化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末了，曾广权还建议，在确定GDP时，应该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他认为，“比如昆明市全市2011年的发展目标是GDP增速在8%左右，那么，给每个县市区的目标也不能一样。第一板块的主城四区、安宁和呈贡，它们的目标可以定在10%左右，第二板块可以按8%定，但第三板块的东川、寻甸、嵩明、禄劝和富民这五个北部县区，给它们定的目标就可以低点，比如5%、6%左右就行。这样一来，每个地方就能量力而行地发展GDP，而不会采取竭泽而渔这样的短视方式发展经济。”

　　本报记者 毛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