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龙敏飞

　　本报1月6日报道，在金马正昌果品市场，一批来自甘肃的苹果纸箱硬纸夹层内，发现一些类似水泥的杂物。而全国各地也有类似事情发生，鉴于此，北京部分市场批发苹果实行实名制的做法。（1月9日《山东商报》）

　　装苹果的纸箱造假，于是有了“实名制”。从实际效果来看，下次再买到苹果，里面混有“水泥”，最起码能够寻根究底，按着“实名制”找到最终的责任人，这样的话，就可能达到震慑的效果。因而，可以断定的是，“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苹果包装箱里的造假行为的。

　　然而，能起到积极作用并不代表“实名制”就是好办法，也不意味着这就可以成为昆明果品市场借鉴的样本。对于这个道理，只需浅显地推理一下，就能明白了。假如卖苹果实名制是很好的措施的话，那么葡萄出问题了、椰子有异状了、梨情况不对了……是不是也要一一实名制呢？那样的话，出了问题就能顺藤摸瓜了。但是，假如什么都实名制了，以我们当前的监管力量和监管人员的工作态度，他们忙得过来么？他们会去忙么？

　　其实，实名制虽好，但也不能多用。毕竟，什么都实名制的话，那带来的监管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而出问题本身就是监管的环节出了问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再加大监管压力，这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然了，从监管者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许认为，实名制一来，他们似乎就不用“监管”了，因为出问题了，总能找到责任人。而这，还是大大减轻工作量的一种方式，何乐而不为呢？至此，我们必须反问的是：如果任何的安全问题都当“事后诸葛亮”，那我们还需要监管部门做什么？

　　事实上，要治理类似苹果包装盒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监管者尽职尽责即可。一是要加大处罚力度；二是加强群众热线；三是监管人员多去市场调查。有问责了，有群众的声音了，有监管者的主动作为了，类似苹果包装盒出问题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做到这了，又何须“实名制”呢？又何必让公众当企业家的道德试纸呢？这次加点水泥除了有点经济损失外，还没啥大问题，可要是往里面注射点类似三聚氰胺的东西，实名制能找到责任人，但对公众的伤害如何弥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