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同志遗像 （图片来源：新华网）

　　教授雷洁琼

　　田享华 王晓静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雷洁琼”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对她的人生故事却又知之甚少。

　　近些年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再度为媒体关注，却已是斯人作古。1月9日，雷洁琼在北京逝世。106岁的她，传奇人生跨越了两个世纪。

　　在关于雷洁琼逝世的微博新闻上，一位网友如是跟帖：“中学时候用的习题书叫《三点一测》，扉页有雷洁琼的题字。那习题书编得很好，我后来拿到国家物理奥赛一等奖很大程度上利益于那本书。”

　　或许，在很多人记忆里，雷洁琼是作为这本书的名誉主编与大众相识的。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她的头衔却有一串：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而雷洁琼自己曾经说：“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我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曾这样形容雷洁琼：在我国和在外国，政治家常见，社会活动家常见，教育家常见。但是，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三任一身担者，则不常见。在古今中外，一身兼三职，又能达到百岁又健康者，大概只有雷教授一人！

　　三任一身担

　　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网站上的史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大致梳理出雷洁琼的主要经历：1905年出生于广州；1925年，年方二十的她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1931年获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在美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

　　回国后，雷洁琼受聘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后历任中正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与郑振铎、顾颉刚等一起共同组织抗日救国会，并为前方将士募捐款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离开教学岗位，于1938年初到江西南昌参加战地服务工作，组织和训练妇女参加抗战。其间，她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先后结识了邓颖超、陈毅等，并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雷洁琼不顾个人安危，竭力保护和搭救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并因此遭到特务监视。

　　1941年她被迫离开江西到上海，回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雷洁琼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她和爱人严景耀一起与马叙伦、王绍鏊、郑振铎、林汉达、周建人等有密切的联系，并一起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为制止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海各界群众推派以马叙伦为团长的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雷洁琼为代表之一。在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雷洁琼身受重伤，血流遍身，但她毫不退缩。

　　不久，雷洁琼夫妇受燕大邀聘，重返北平。她依然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北平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雷洁琼积极支持学生的斗争。她在诸多的《宣言》上签名，并慷慨解囊甚至变卖衣物接济学生。

　　当时，北大数学系奠基人徐献瑜教授也与雷洁琼共同在《宣言》上签名。徐献瑜的女儿、北大新传学院副院长徐泓教授在得知雷洁琼去世后发微博称：“我父亲的老朋友，我心中永远的有学问、大嗓门、举止优雅的严伯母。”

　　对于“大嗓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曾这样理解：她胸怀坦荡，宽宏大度，一切言行都坦荡无遗，她不会窃窃私语，她说，我不会小声说话。实际上是说，她没有不可公开讲的一己之私的话。

　　1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夫妇接受马叙伦的委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的邀请，到河北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的有关会议并参观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雷洁琼夫妇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和雷洁琼夫妇进行了令她永生难忘的长谈。

　　后来，雷洁琼撰文《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里说：“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

　　1949年2月下旬，民进理事会在北平恢复活动，雷洁琼开始参加理事会工作。6月，雷洁琼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雷洁琼先在燕大任教，后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北大教授，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1979年，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四年的任期中，她不辞严寒酷暑，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

　　雷洁琼秘书高志芬曾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她的朴实作风和崇高品格。“雷老住地距北京市政府很近。1979年12月，雷老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后，作为副市长有专车乘用，但是雷老去市政府办公室，经常以步代车。”

　　1981年，北京市政府机关党委在机关简报上曾报道雷洁琼副市长的先进事迹，简报写道：“雷洁琼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她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表现出朝气蓬勃的干劲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雷洁琼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泰斗级人物，在中国法学和法律史上，亦有着重大功绩。 1985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雷洁琼被推选为起草委员会委员。从起草委员会成立到基本法定稿的5年时间里，她认真参加每一次会议，积极参与讨论。她不顾年事已高，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一起，多次去香港访问，进行实地调查，广泛听取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如此，她还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教书育人

　　从1931年回国后，70多年来在多所大学的教授职位上教书育人的雷洁琼，同时始终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她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她多次提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重教师就是关心未来”，她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到耄耋之年仍劳碌奔波，参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并往来于大江南北进行执法检查和调查研究

　　雷洁琼对北大的发展有许多贡献。1979年，雷洁琼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恢复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雷洁琼的极力倡导下，1980年先在国际政治系中建立了社会学系，198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雷洁琼在社会系担任教授，指导研究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就曾是雷洁琼上世纪80年代的硕士生，多年后，他写过一篇《雷洁琼教授教我学术规范》的文章，里面记述了雷洁琼指导他论文的细节：当时雷老还在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等一些重要的领导职务，没有太多的时间与他进行面谈，但是她认真地阅读了佟新的论文初稿，并留下了宝贵的书面意见。

　　在佟新写论文的日子里，他去了三四次雷老的家。“在家里，雷老不仅是导师，更像是亲人，一点也不像是领导。记得一次她让我喝酸奶，她自己的一杯怎么也打不开，我上去帮雷老把酸奶打开，她笑了起来，那开心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即便不是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雷洁琼依然谆谆教诲，徐泓多年后也还记得那一幕。她说：“课后，她对前来采访的我说：你要当个好记者，必须学懂社会学。带粤语味道的普通话，至今还在耳边。”

　　除了北大，雷洁琼还与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政法大学的李书灵曾回忆：雷洁琼在1952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在学校任职期间，雷洁琼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制定工作；在承担大量行政管理事务的同时，尽心尽力培养政法人才；“文革”期间，与其他师生一起下放安徽“五七干校”劳动。2002年学校50周年校庆之际，专门为学校撰文指明该校的发展要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