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者将集中在中下层人群

　　肥胖在中国将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阶层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的肥胖者将集中在社会中下层人群中，其他体质不良者亦将如此。

　　2010年春天启动的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还没有公布结果，但从各地发布的消息看，中国人的体质除了延续令人担忧的状况外，开始趋向阶层分化：由于经济以及空间、时间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层居民可能丧失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福利，否则体育权将进一步向中上阶层集中。

　　“体育消费”的阶层差距

　　北京市体育局群体处丁冰说，早在1997年时北京市就做过一次成年人体质监测。他们把人群分为五类：公务员、科技人员、商务人员、农民和工人。结果显示，农民体力最差，科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体质状况最高。

　　其原因是农民们不再下地劳作，劳动锻炼减少，其他运动又没有跟上来。到后来的国民体质检测中，城乡差距愈发明显。

　　2008年，北京市曾配合国家做过一次国民健康测试，这次测试的结果再一次说明：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随着其收入水平的变化，大家的消费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生活质量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北京市体育科技所群体处主任谭京京说，“人们在满足了正常的休闲活动之余，才会考虑运动，尤其是需要场馆和器械的体育活动。中、低收入的人群，平时的生活压力就很大。在遇到体育锻炼与其他休闲活动相冲突时，选择体育锻炼的概率就会比高收入人群要小。”

　　体育权利仍需“宏观调控”

　　与更注重数据结果的国民体质监测不同，2005年以来的多项专项调查显示了城镇居民体育运动的差异。

　　以天津体育学院研究生导师李军2007年发表的一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项目为例。在将天津、西宁、武汉、金华等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居民划分为九个社会阶层后，调查显示，除了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首选锻炼内容是需要场地和器材球类项目外，其他各阶层都首选跑步散步。

　　值得注意的是，中上层社会更多选择“社交”作为体育运动的目的。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呈现出阶层分化。

　　河北省多位大学体育工作者的调查课题则显示，如果以职业为基础，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将小城镇居民划分为五个不同阶层，那么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在马路边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逐渐升高。

　　而在调查所罗列的自家庭院、收费场馆、公园学校中，马路边无疑是最无安全保障的。来自安徽和广州的研究者则著文说，早6点至晚9点的城市道路是污染最为严重的时间和地点。

　　事实上，中国现行的《体育法》中没有对公民“体育权利”的规定。保障体育运动空间、体育设施以及相关投入均无法可依。多位受访者都向记者表示，在体育进入产业化之后，仍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中国人的体育权利问题。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