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注册会计师）

　　公安部正酝酿将拨打至110的报警事项细分为“紧急”与“非紧急”两类，不同类别的接警将按照不同的出警方式处理。公安部办公厅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分类别出警的初衷是，优化出警配置。有的时候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警方处理非紧急事件，会耽误到同时发生的紧急事件的处理，这很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据悉，分类出警目前正在个别城市试点。（1月11日《新京报》）

　　公安部此举的初衷值得肯定，只不过，当这一美好的初衷落位于缺少约束的权力执行，结果却完全可能180度大变样。公众所有的出警缓慢质疑，从此都找到了应对的借口——答案再清楚不过，你的报警肯定是被划入“非紧急”类别了，你连质问的权利都没有了。

　　应该承认，虽然不排除少数“骚扰110”现象的客观存在，但是在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人们既然选择报警，大多还是比较紧急的。正如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墙上都写着一句话，“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更何况，像紧急与非紧急情况同时出现，而且警力不够只能二选一出警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的出现概率应该并不很高；就算果真出现，交给警方按照常识和经验去自由裁量也就可以了。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既然不可能对所有的情况进行明确的紧急程度界定，那么大多数情况必然都只是民警说了算，一旦私利夹杂其中，结果就可能是：像房屋拆迁这种该紧急的沦为最不紧急，像那英忘带演出服那种不紧急的倒成了最大紧急。现在，很多地方公安部门都对民众作出过多长时间内必须出警的承诺，这实际也是对基层公安部门的一种约束；可在报警事项按紧急程度划分之后，这种约束恐将不复存在。

　　站在对民众权利增量保护、对公安权力增量约束的角度看，公安部可以对报警分类如此处理：在出警速度整体要求不变的前提下，并不额外因“非紧急”事项而豁免责任，而只对自杀跳楼、房屋强拆等紧急情况额外新增要求，明确公安部门必须多长时间内完成出警，同时制定出明确的问责机制和监督渠道。

　　说白了，对110报警事项进行紧急程度分类，关键要看公安部以怎样的立场来制订规则：如果是为了约束民警权力、让公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对公众而言当然是好事一件；可如果是为了缓解民警工作压力、给民警更多自由，那就只对民警而言是好事一件。一言以蔽之，向左是约束之道，向右是卸责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