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第129师的成立

　　1937年8月25日，我所在的红31军和红4军、陕北红29军、红30军、独立第1、第2、第3、第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队一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385、第386两个旅、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等共1.3万余人。

　　我所在的第31军改编为第386旅。原第91师改编为第771团，原第93师改编为第772团。军部自然就成了旅机关。由于编制缩减，我的机要科长职务也作了调整，开始任第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9月上旬，我又接到通知，到第129师师部任秘书处主任。

　　我到师部报到后不几天，第129师便移驻富平县里庄镇，各部队改编后都在进行抗战出征前的各种准备。9月6日，第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全师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石桥镇附近有片100多亩的荒地，会场就设在这里。主席台正面挂了块布，其他三面都是敞开的，围坐着一万多人的队伍。会场周围，贴了许多标语，红红绿绿，很有气氛。刘伯承师长走到主席台中央，脸色严峻，第一个带头换上了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的帽子。他带领全场人员，大声宣誓。刘伯承师长每念一句，我们都跟着大声呼喊一句，黄土高原上空回荡着激昂的吼声。

　　在此之前，许多人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十年内战，国共两党军队生死相搏，一下子要改编，思想上很难转过弯子。不少人怨气很大，有的甚至要离队回家，因此，思想教育成了紧迫问题。对于部队思想上转弯子的问题，刘伯承师长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刘师长多次深入到指战员中，反复宣讲形势任务和红军改编的意义。他说：“红军改编了，我们就可以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可以不打内战而达到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败侵略者。打不打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原则，又是个试金石，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它的考验。这是顺民心、达民意的大道理，思想上应该通，不通也得通。”

　　有些同志担心，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会被人家架空，并借机整垮红军。刘师长说：“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不要紧，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上有毛主席、朱老总，师里还有我。全国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要搞阴谋，那是指挥不动我军的。”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不满地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国民军了，感情上过不去。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家眼睛亮了，气也顺了。

　　第129师东渡黄河到敌后

　　此时，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在华北有70余万军队，节节败退。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分析是：未来华北抗战局面，只能依靠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来赢得胜利。遂决定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进驻恒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地区，形成向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利于相互协同，扩大回旋余地，保持战略主动，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10月 6日，第129师大队人马，经过韩城芝川镇赶到风陵渡，准备从这里渡黄河。风陵渡黄河河面宽约2000米，水流湍急，老远就能听到咆哮声，极有气势，让人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等我们赶到时，先遣部队已经备好一些船只、木筏和羊皮筏子，请了一批船工和水手驾舟协助我们摆渡。师首长先分开渡河，张浩主任殿后，我随他最后一批渡过黄河。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正在太原，与国民党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赶到太原与周副主席会合。我们则由张浩主任带领，在侯马站登上敞篷列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在太原停了一天，我陪着张浩主任，见到不少在山西的国民党达官要员。不久，徐向前去五台山需要参谋人员，我便带了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排的人员跟随去了。

　　我经历的七亘村战斗

　　我师东渡黄河后，刘伯承师长率先头部队第769团，于 1937年10月10日进抵五台县东冶村。这时，日军经雁门关南犯，攻陷了代县、原平，正继续向忻口进攻；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攻陷石家庄，继而向娘子关进攻，太原已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不过，日军的交通线已被我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切断。我师的任务是在娘子关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向太原攻击。

　　10月18日，我师第386旅和第385旅第769团进抵平定县东南地区。沿正太线西犯的日军正猛攻娘子关；旧关已落入敌手。守卫娘子关的是川军和阎锡山的部队，有数万兵力。我师部署在娘子关东南，于日军侧后寻机歼敌。我们一边侧击、阻击日军，一边收容溃散的友军。

　　七亘村战斗之前，我师已打了两仗。一仗是10月19日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第769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团长陈锡联以第3营为突击队，偷渡滹沱河，隐蔽进入机场，距机群约 30米时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小时激烈战斗，将24架敌机全部炸毁，歼日军警卫部队100多人。这是第129师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0月20日，又打了长生口战斗。这两仗震撼了山西友军，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中部，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井陉、平定、昔阳三县交汇点。太行有“八陉”，井陉就是“八陉”之一。井陉有两个大门可穿过太行山：北门为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村。七亘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沟梁纵横，道路险峻，是屯兵设卡要地。七亘村边有—条不足两米宽的村道，道南是一溜大坡，高有10多米，道北则是几十米深的深沟。远远看去，这条道路好像悬在半山腰上。

　　10月25日，吃过午饭，刘师长带参谋人员去七亘村观察地形。这是刘师长的老规矩，战斗前只要有可能，都要亲临实地，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带上20多名警卫人员跟去了。没想到这次很危险。

　　到了七亘村附近，忽然对面传来枪声，越来越近，山谷口冲出一股日军，向我们猛烈射击。刘师长当即命令还击，打退了敌人。过了一会，又来了一架日军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大家劝刘师长早点离开，刘师长却像没事一样，仍然镇定地继续察看地形。这次出发前，参谋处长李达曾指示我，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要保证安全。我暗自捏着一把汗，死死盯住敌机动静，一旦需要，我就准备用身体挡住敌机的扫射。

　　好在有惊无险。七亘村是日军第20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地形利于设伏。刘师长决定在这里伏击日军。

　　当天下午，日军第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后续是辎重部队，1000多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师长命令第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3营设伏在路南的土坎上，任务是切断日军第20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

　　26日拂晓，第772团3营进入伏击地区。第11连的阵地设在村南通向平定大道的南侧，第12连及团特务连一个排在道北坡上占领地，第9连、第10连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侧高地。各伏击部队的位置，距大道最近的只有二三十米，远的也不过四五十米。9时左右，日军掩护部队200余人，先通过了我军伏击区；辎重部队见没动静，便跟进到了我军伏击区；其后尾掩护部队100余人，则还在东石门地区。刘师长命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在一阵机枪、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敌人大乱，仓皇向东石门回逃，又遭我军截击。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共计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30余人。这一仗，干净利落，打得非常痛快。

　　刘伯承师长在七亘村的“重叠待伏”

　　七亘村战斗仅过两天，我们又在七亘村打了一次伏击。师首长分析，日军西犯，急需补给，其后方辎重部队肯定需要继续西进；而一旦西进，就别无选择，只有走七亘村这唯一的道路。这就为我军再次设伏提供了机会。

　　果然，28日晨，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在100余名骑兵和 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再次出动西进。我们提前已经探知情报，又设了埋伏。日军虽有警惕，但没想到仅过两天我们会再次设伏。上午11时，敌先头部队通过我伏击区时，并没发现我们。等辎重部队进了伏击圈后，我们突然展开猛烈火力攻击。敌人这次比上次准备得充分些，掩护火力很强，一时未能将敌打乱。天不作美，战斗到黄昏，下起大雨，支援部队也没赶上参战。敌一部向平定窜去，后续部分逃回了测鱼镇。这次战斗毙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军伤亡20余人。又是一个胜仗。

　　10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了阳泉、平定，沿正太铁路及南侧几条主要平行的大路向榆次、太原逼进。八路军总部率部从五台山地区进至寿阳以南地区，我第129师奉命率第386旅转至昔阳附近。11月初，在刘师长指挥下，又在昔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打了一场伏击日军的战斗。

　　刘师长判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九龙关进犯昔阳，必然要经过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这一带是河谷山间地形，便于设伏。遂决定第386旅第771团埋伏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第772团埋伏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11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进入我伏击区，我军集中机枪、迫击炮猛烈杀伤敌人，3次打退敌人向我阵地的冲击。此役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200余匹，我伤亡 30余人。11月4日，第769团先后两次配合第343旅在昔阳的广阳以西伏击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60余匹。11月7日，我师3个团与第115师主力又一次在广阳、户封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刘伯承师长把这三次成功的伏击战称作“重叠的待伏”。

　　第129师抗日初期的这些战斗，我一直在刘伯承师长身边，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刘师长的大将风度，统帅之才，让人肃然起敬。刘师长用兵足智多谋，机动灵活，富于创造性。他非常重视战前准备，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作“五行”，常对我们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五行”做好了，才能下决心，定计划。他还非常重视通信联络，说：“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指挥”。当时，连日本军事家及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刘伯承“确实厉害”，是“神机军师”。1942年，刘师长50寿辰时陈毅曾写诗祝寿，其中有两句评价刘师长是“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我觉得恰如其分。

　　当时，在国民党一些将领眼里，八路军就是“土八路”，只会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在抗日战场无济于事。可我军运用游击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给瞧不起八路军的国民党将领以响亮的回答。当刘师长集中了一批日军的战马、军刀和大衣、军毯，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时，卫亲自过目收下，并对刘师长指挥的七亘村连续伏击战，叹为奇迹。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山西的数十万大军却在日军进攻中，稀里哗啦向南撤退，一直退到晋南中条山、黄河以南地区，山西、河北等地已见不到国民党的部队了。11月上中旬，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

　　我护送邓小平政委到第129师上任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搞了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两台烧木炭的卡车，日本造，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抛锚。幸好几个司机都是老“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

　　离开总部时，我问总部管理人员，我身上没带一文钱，路上吃住怎么办？管理人员说他也不知道。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就匆匆忙忙上路了。

　　我们一路要经曲沃、冀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3天，才好不容易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跟我们走了。这下我抓瞎了。

　　我们继续坐汽车到了武乡县。武乡县没人接待，我紧张极了，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我真后悔，出发时要是从师部领点钱就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报告邓政委，说身上一文钱都没有，首长吃饭的事不好解决。

　　邓小平政委瞅我一眼，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

　　我心里想：没有解决首长吃饭的事，怎么还能用他的钱吃饭？便说：“邓政委，你带你的警卫员去吃饭，我和其他人员找村长安排。”邓政委同意了。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

　　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多了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我带回4匹马，请邓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先行，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了辽县西河头第129师师部。

　　邓小平政委受到刘伯承师长的热烈欢迎，从此，刘伯承、邓小平便战斗在一起，统率着第129师这支抗日劲旅。此后不久，第129师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均取得胜利。

　　(本文摘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回忆录《太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