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代表正在密切协商。有分析称胡锦涛访美虽很重要，但尚无法解决结构性矛盾。

　　作者 早报记者 吴挺

　　尽管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胡奥会”前最后一刻为了双方能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而往返北京与华盛顿，但在华盛顿智库圈以及部分中国学者看来，明天的中美两国元首峰会或许不会成为一次产生历史性成果的峰会，“不能期待通过一次访问解决中美间的结构性问题”是这场外交重头戏上演前听到的最多的话。 

　　不过，对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的历史性意义，中美两国也有一批学者存在这样的共识，即中美两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中国实力已经达到或者即将要达到可以与美国平等对话的时候，两国战略互信问题必须要放上台面，不能一拖再拖了。 

　　对于双方领导人会面后发表类似于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那样的长篇联合声明，华盛顿各界所持的期望值普遍不高。但一份相对较短的声明的出炉，事实上是双方所共同青睐的，由此可以再度确认两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的决心。但坎贝尔的中国之行似乎没有就此达成最终共识，声明的最终命运将不得不等待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临场”定夺。 

　　谈及对声明成果的预期，美国尼克松中心主任唐安竹(Drew Thompson)告诉东方早报，希望看到的最佳结果是产生一个协议，就两国副总统(副主席)今明两年的相互访问达成共识。“在胡锦涛的邀请之下，美国副总统拜登必须要首先访问北京，之后拜登再向习近平发出邀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跟上2011年以及2012年所要发生的(双边关系)过渡进程。”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则认为，双方都希望产生一个声明，相对于记者招待会上领导人的发言，声明相对有着某种程度的政策宣示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有法理的保障。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的观点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中美间的声明已经足够多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 

　　接触多不代表互信多

　　薛海培眼中的2010年是暴露中美两国最起码的政治互信完全缺失的一年。

　　他告诉记者，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两个世界大国各自有一半的政府部长每半年都到另一个国家去开一次会，进行大量频繁的接触，这在人类国际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然而，“特别是(2010年的美国航母开赴)黄海(军演)事件显示了中美缺乏最起码的政治互信。”他说，“中美高级官员(相互)都很熟悉，每年接触这么多，但大量接触并没有意味着理解相应加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此前向东方早报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奥巴马执政一段时间来，中美双边关系虽然还在继续发展，但互信并没有因此加深。“美方对华感到失落，因此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大的动作，这些大动作形成的态势使得中方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走入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标志性事件的话，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特别是2010年的黄海以及南海等系列事件，在长期活跃于华盛顿国会山的薛海培看来，是“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较量”的开始和延续。“较量之后，我个人觉得，说严重点可以说是遍体鳞伤。一年下来，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造成了损失。”他警告称，“而如果有互信的话，黄海事件一个热线就能解决掉。” 

　　薛海培认为，在中国走向强大之后，在很多问题上被迫要做出选择，“很多问题无法再往下拖了”，中美关系因而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他表示，与过去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缺乏以实力为后盾的平等关系相比，胡锦涛此次访美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探讨两国战略关系存在问题的实质性对话。 

　　同样，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名誉会长陈启懋看来，中美矛盾都是结构性的，都是世界格局转型期所必然存在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世界格局在金融危机之后加速变化，旧的平衡难以为继，新的平衡又没建立起来，两个大国必然发生冲突。中美将围绕这一过程展开战略博弈。“在这场新的战略博弈中，前景有两个，一个是谈判、试探和摸底，达成战略妥协。”他告诉东方早报说，“另一个可能就是对抗。” 

　　“这些结构性矛盾恐怕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有所成果，要不断地彼此试探、摸底，才能找到合适的切入口。然后制定出新的规则和达成新的平衡点，不是靠一次到两次领导人峰会就能解决的。”陈启懋说。 

　　争取相互战略确保

　　截至目前，有关中美联合声明内容的消息尚不得而知。华盛顿圈内有消息称，协商过程中出现了难以妥协的某一条款，导致无法在领导人会面前实现突破。外界普遍期待中国领导人访美时能最终拍板。还有消息称，白宫方面将着眼于避免有不确定的语言，譬如在奥巴马访华时签署的两国联合声明中，对于在南亚合作前景的描述就引发了新德里的不快。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S Glaser)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发出新声音的可能性不大。胡锦涛更想寻求美方对中国工人和出口行业的一个保证，即美国市场能够继续向中国商品大开自由之门。另一个期待在于，希望通过此访提升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告诉东方早报，不该对此类访问有太高期待，因为(中美关系)问题太复杂和困难。 

　　“我个人期待不高，而且对访问带来什么具体的好的成果也持保留态度。”北京大学教授牛军说，“当然，双方最高领导人能够会面，说明双边关系还是比较密切，正面的表述在访问期间仍会很多，但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客观而言，比较难。我的期待是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能够巩固一些共识会比较好。” 

　　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亚洲研究项目主任谭青山教授告诉记者，这次访问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两国最高领导层恢复互信和更好地沟通，这些东西在2010年大多数时候显然都是消失无踪的。通过恢复这样的信任和沟通，两国领导人可以澄清一些重要的问题，以及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等。 “对于胡主席而言，争取与美国的相互战略确保(assurance)是紧迫的。”他说。 

　　谨防中西方“冷和平”

　　《经济学人》杂志最新撰文称，中国国内似乎产生了一种对于美国实力的误判，认为这个超级大国已经走上了不可阻挡的衰落之路。因此，胡锦涛此行需要通过公开认可美国在亚太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来平复中国国内存在的个别的偏激的反美主义情绪。 

　　薛海培认为，从去年美中关系以及一些其他外交事件上看，中国似乎应该有一个相对的“观点自由市场”(Free Market Of Idea)，防止国内的声音出现一边倒倾向——民族主义的声调压倒一切——的现象。

　　唐安竹则以中国隐形战机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到访的美国防长盖茨当天试飞为例称，“这显然是一个信号，但对于信号的意义以及影响，目前仍有各种讨论。”在他个人看来，解放军似乎并不热衷与美国的重新接触。 

　　薛海培认为，“由于‘国家动员模式’加‘大量财富’加‘西方误判和不理解’加‘个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今后50%的可能性走向是形成一个中国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的局面。说冷战严重了点，可能是冷和平局面。我很担忧这个局面出现。”他认为这一条道路在10年前中国还不曾想过。

　　《经济学人》认为，对于过去一年的紧张局势，胡锦涛有必要在访问美国时说服全世界“过去跌宕起伏的一年不过是一次意外脱轨”。 

　　“这个世界不光只是中美的问题，中国不必成天盯着美国，美国已经不仅仅只是代表自己一个国家，而是代表着整个西方体系，还要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将来可能的印度，”薛说，“而且中国是这个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这个体系也不是违反人性和不公正的。当然这个秩序的确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实力之上的，但美国的这一套政治和军事安排，给中国省去了很大的麻烦和成本。” 

　　他给出的建议是，中国不要认为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就不愿意去维护、参加和改进现有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