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登记的，只要条件差不多，一两天就能被用工企业挑走。”来沪人员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与往年相比，今年农民工返城时间明显比往年晚，人数也大为减少。用工大户对普通工人的需求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不再有以往的挑剔。

　　早报记者 储静伟 姜丽钧 

　　昨天上午，闵行区来沪人员就业中心大厅内，只有寥寥几名农民工在关注大屏幕上显示的用工企业招聘信息。工作人员证实，当天前来登记的农民工不过六七十人。在不远的颛桥中介城，各中介公司门可罗雀，中介人员表示，今年来沪人员来得比往年明显要晚、要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后的餐饮业、零售业以及各类服务业都急吼吼地等着用工；而一些电子、IT、服装等制造业用工大户，对普通工人的需求更是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不再有以往的挑剔，只要条件差不多就招进，他们急迫地要完成订单，不能让流水线空转。

　　返沪工人笃定寻工作

　　“工作嘛不着急，大不了到苏州、昆山去，听说他们那里今年还要加工资呢。”

　　昨天上午11点，闵行区来沪人员就业中心，来自安徽淮北的李东生兄弟一边瞧着大屏幕上的企业用工信息，一边小声地讨论着，他们似乎不急着做决定，甚至没去窗口登记个人信息。

　　32岁的李东生已经在上海打工8年了，年前，他在松江一家电子企业务工，每月收入2800元左右，春节回家过年，企业的岗位仍然给他保留着，不过，李东生却没打算回去。

　　“弟弟一家都在闵行这边上班，我希望与他们离得近一点。”李东生说，闵行区的电子企业多，工资待遇也差不多，他是熟练工人，找份工作不难，他希望找一份比原来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与李东生情况不一样，来自四川达州的赉福甚至还在考虑要不要留在上海的问题。因为离老家太远，赉福和同在上海务工的妻子没有回家过年。夫妻俩原本想在上海继续发展，不过，春节后老家亲戚打来的一个电话，让赉福犹豫起来。

　　“我表弟去年也在上海打工，回家过完年就没回上海，而是去了重庆找工作。”赉福说，表弟在重庆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不比上海低，打电话邀他一起过去。重庆离家近，显然对赉福更有吸引力，不过他有点犹豫的是，妻子还留在上海的企业上班，留下她孤零零的一人有些不放心。

　　在来沪人员就业中心登记的，多是从老家返沪的农民工。与往年不一样，他们大多比较笃定。一位河南的农民工告诉记者，他们老家的好多工友要么过完元宵节回来，要么就不来了。“工作嘛不着急，大不了到苏州、昆山去，听说他们那里今年还要加工资呢。”这位农民工笑呵呵地说。

　　“来登记的，只要条件差不多，一两天就能被用工企业挑走。”来沪人员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与往年相比，今年农民工返城时间明显比往年晚，人数也大为减少。

　　人事经理心急火燎

　　“郊区的几家电子厂都说了，只要有工人来做，哪怕就两三个人，他们也马上派专车来接。”

　　与农民工的笃定不同，厂里的流水线和订单让一些企业的人事经理心急火燎。来沪人员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企业发布用工信息后，每天都来电话询问情况，“简直盯牢我们了。”一位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

　　还有企业干脆直接派人到来沪人员就业中心现场“堵人”。昨天，记者就在闵行区来沪人员就业中心碰到一家物流公司的经理朱明礼。

　　“我有两条长途线路跑不起来，缺人！”朱明礼无奈地告诉记者，他们缺4名司机，还缺一两名前台接待人员，年前就在中介发布信息，却一直没招到人。昨天，他不得不亲自到就业中心和几个中介公司去看看，希望能现场“抓”到几个人。

　　“郊区的几家电子厂都说了，只要有工人来做，哪怕就两三个人，他们也马上派专车来接。”昨天下午，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大统路的一家劳务招工点，劳务中介李经理这样说道。然而，与企业迫切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下午招工点也没有迎来几个找工作的农民工。

　　李经理估算了一下，从大年初五开门营业开始，介绍成功的务工者比往年足足少了四成。“感觉今年来找工作的农民工比去年更少了。”李经理一边将手头的招聘信息添加到“赶集网”上发布，一边说道。 

　　在大型劳务中介豫星劳务派遣公司，招聘部的孙小姐同样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每个委托公司都缺几百个一线操作工人，基层行政岗位的缺口也很大。”就在春节前后，公司还接到几个大订单，都是江浙一些企业将加工生产线延伸到上海，开设新厂，每个企业的招工数都在一两千人。

　　制造业复苏：用工量越来越大低薪难留人：离职率逐年攀升

　　早报记者 储静伟 姜丽钧 

　　“一方面是农民工来得少了，另一方面是上海的工资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不少劳务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样表示。中智薪酬绩效管理咨询中心项目经理陈洁玮表示，通过对“用工荒”企业的调查显示，用工量的增加和离职率的上升都是“用工荒”一再加剧的重要原因。

　　上海企业薪水低加班多

　　中介业内人士介绍，现在前来委托招工的企业，对普工开出的底薪一般就是上海市最低工资1120元，高的也只有1400元。“企业一般会说综合工资可以到2000元以上，这个钱数确实拿得到，但前提是每月加班肯定超过国家规定的36小时。”豫星劳务派遣公司的孙小姐坦言，不少外来务工者都希望企业能包吃包住，但相当一部分企业都要对包吃住再收取一定的费用。 

　　另一名劳务中介告诉早报记者，在闸北区就有一个小型电子厂，需要招100来个普工。“底薪是1400元，不算很低了，不过到现在我也没有帮他们招到多少人，很多工人觉得厂子规模太小，以后也没有什么加薪空间。” 

　　“现在苏州的最低工资已经达到1140元，超过上海了，虽然上海今年4月份会再调整最低工资，但跟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相比，仍然很有限。”豫星劳务派遣公司的李经理表示，高成本肯定会促使外来务工者向长三角其他城市转移，或直接留在老家。“我们也在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了解过，民工普遍反映，随着不少企业西移，当地也有不少就业机会，虽然收入比上海略低，但扣除生活成本后相差不大，而且，当地的企业一般工作都比上海轻松，加班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李经理告诉记者，他是河南人，这次回老家过年，本来想动员一些家乡的农民工来上海工作，却发现很多工人更愿意留在家乡就业。“你知道，现在富士康把工厂开到河南了，在大量招人，当地政府也希望工人留在本地就业。” 

　　“现在，很多农民工的心理预期是税后每月2500元到3000元，能包吃住。”李经理表示，眼下除了汽车制造行业的劳务工能达到年薪4万元左右，上海其他行业都远远达不到，作为“用工荒”程度最厉害的电子行业，工人要拿到3000元月薪，必须每天加班，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且放弃一切休息天。 

　　薪酬致离职率逐年上升

　　对于是否有企业愿意为了招人加薪的问题，孙小姐很坚决地表示：“虽然招不到人，但不可能加薪，企业现在基本上口径都很一致，成本控制让他们不能加薪。”她表示，不少企业都提出，如果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就会换一家中介公司，而一些劳务中介公司为了留住招工大户，往往派出很多工作人员去劳务输出地驻扎、游说。“现在的情况是，薪资待遇低，即使招到工人，很多也都做不长。”孙小姐表示，在不少劳务工密集的行业，每月不断上演着招人，走人，再招人的恶性循环。

　　来自中智薪酬绩效管理咨询中心的数据调查显示，上海劳务工的离职率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8年为37.1%，2009年为42.2%，2010年则达到了47.9%，而从目前上海地区劳务工的主要离职原因来看，排在首位的就是薪酬，比重达到了78.4%。 

　　除了薪资，福利待遇、用工环境等都影响着农民工在沪就业，孙小姐表示，上海的农民工一般参加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虽然有一些保障，但一般看小毛小病只能自费，而在苏州的外来人员都参加当地城保，保障力度也要高于上海。

　　上海越来越依赖劳务工

　　2010年53%的上海地区企业提高了业绩指标，特别是制造型企业率先在经济危机后复苏，而这些企业正是劳务工相对集中的企业，企业产能的恢复促使对一线工人的需求量增大，而与此同时，劳务工的离职率却一再上升。

　　中智薪酬绩效管理咨询中心项目经理陈洁玮认为，随着上海由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步伐的加快，地区人工成本逐年上升和国家相关投资政策转向内陆地区等原因，一些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逐渐将生产厂家搬到了中国内地，这在一定层面上改变了原来务工人员由内陆往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单一劳务输出路线。而且，眼下多数上海企业在制定劳务工薪酬时与上海最低工资水平挂钩，劳务工逐年的薪酬涨幅和近年来上海高居不下的CPI指数完全不匹配，从而使更多的外地劳务工在国家投资政策的转变背景下放弃了上海，选择回内地寻找工作机会，在这一局面下改变薪酬水平才是企业招聘、保留劳务工的主要办法。 

　　“上海这座城市正在越来越依赖外来劳务工，因此‘用工荒’也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影响。”陈洁玮担忧地表示，根据一组中智对历年劳务工用工情况调研的数据，2006年企业劳务工用工人数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为25.6%，2007年这一比例为31.7%，2008年为35.2%，2009年为43.7%，2010年达到了51.0%。比例较高的企业可以达到80%以上，而其中来自外地的劳务工占总劳务工人数的58%，集中在生产、物流、服务等重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