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到处是劝民工留乡就业的标语和横幅。

　　曾经，2.5万银宝湖乡人中有1万人外出打工，其中很多人选择杭州

　　如今，30岁以上农民工开始返乡就业，当地乡干部都有招工任务

　　是什么让他们不再远行

　　一个外省劳务输出地的样本调查

　　□本报特派记者 章建森 文/摄

　　“招工难”已不再是新闻，但依然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专家甚至预测，2011年的招工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这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薪资差距缩小是主因，也有人说，大量留守儿童使得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选择返乡就业，还有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观念的改变，导致他们并不热衷于洗碗、拉砖之类的体力活。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以往年复一年的“孔雀东南飞”不再远行？本报记者日前前往江西国家级贫困县鄱阳县的一个偏远乡镇银宝湖乡进行走访，前些年，这个乡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打工，但这两年，返乡就业潮正在成为主流。这个乡镇的变化，相信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前往目的地的路程，颇费些时间。先是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从杭州到上饶，再从上饶坐4个小时的汽车到鄱阳县城，接着又是驱车近两小时，才到达本次采访的目的地——银宝湖乡。

　　去之前，县委宣传部一名干部就告诉记者，鄱阳县人口120万，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5万人在杭州，不同乡镇，从事不同行业，比如在杭州建材行业，10人中有过半人来自双港镇，而这个银宝湖乡，总人口不到2.5万人，却有1万多人外出打工，很多人都在杭州工作，大多从事服装行业。

　　不过，这个偏远的小镇，一直保持着古老的传统，昨天的元宵节对他们来说，是仅次于除夕的“小年”。

　　元宵节当天，按照习俗，各村各家都是张灯结彩，一片喜庆。村里的舞龙队，穿起漂亮的衣服，敲锣打鼓地走街串巷，热闹异常。

　　“虽说我们乡里比较穷，但因为常年外出打工，村民们的日子都还不错，不少人都盖起了新楼房。”乡干部于长青告诉记者，他们都有个习惯，过了元宵才出门。

　　“不过，即便是出门，也未必会去浙江、上海那么远的地方了。”于长青说，因为他明显感觉，这个他呆了几十年的小乡镇，这几年正在悄然改变。

　　走在银宝湖乡的各个街道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横幅“务工留在家，亲人少牵挂”、“打工不必往外走，园区就在家门口”。

　　这两年，鄱阳县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新建没几年的鄱阳工业园，现在已经吸引了近300家企业入驻，每年的用工需求都很大，招工宣传力度也一年大过一年，比如今年，园区的招工岗位超过14000个。

　　为了解决工业园的招工难问题，县里还专门成立了“招工领导小组”，很多官员都有招工指标。具体落实到银宝湖乡，每名乡干部和村干部都有招工指标，他们都要为园区企业去招收若干名工人。

　　“像我这样的股级干部，需要完成10个招工名额，一个村委会里，每位成员也要完成10个招工名额。”于长青说。

　　“去年底，一家公司因为人手不够，我们乡通过村委会招人，结果还是招不够，最后每名工人由村里出钱补贴300元去上工。”于长青说。

　　当地工业园自己用人都不够，每个干部都有招工指标

　　样本一：

　　乡干部于长青

　　31岁的孙青林是一名家庭作坊的老板娘，15岁就外出打工的她，一直从事服装行业，4年前已经在杭州一家服装厂里做了主管，年收入也有好几万。

　　走进孙青林的家，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快过元宵了，给工人们放了假。”孙青林说。

　　孙青林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于杨华，今年11岁，正在上小学，小儿子于杨威，才两岁，她之所以回家，就是为了两个孩子。

　　“(孩子)爷爷70多岁了，根本管不住11岁的小孩。我想来想去，和老公一商量，就回来了。”她说。

　　回来后，夫妇俩就用几年打工攒下的钱，投入6万多元，买了20多台缝纫机，开了个服装作坊。

　　家里盖的三层楼房，现在刚好派上用场，“二楼做仓库，三楼当厂房。经营了半年多，生意很好。”孙青林笑着说。

　　因为一直做服装，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少，孙青林的订单都是从杭州、温州那边过来的，然后招几位村民，就放开手脚干了。

　　问孙青林半年下来赚了多少，她红着脸，笑而不答，只说“还可以”。从孙青林家出来，记者碰到了她的大伯，一听是记者来采访，他当即自豪地说：“了不得啊，这个厂子才开了半年，就挣了10多万啊。”

　　大伯说，10万元在当地人眼中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鄱阳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县里一个工作20多年的公务员，年收入也不过两万多元。

　　孙青林给员工的工资平均每月2200元，熟练工有3000多元，即便是刚来的学徒，也给他们600元每月。

　　“这个工资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即使在杭州，服装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2000多元。”孙青林说，这两年乡里像她这样的家庭作坊发展很快，已有20多个了。“很多都是像我这样，打工的时候取到了经，有点钱了回来发展。”

　　在杭州学会了服装生意门道，开个家庭作坊半年就挣了十万

　　样本二：

　　31岁的孙青林

　　去年2月，银宝湖乡出了一件大事。在外打拼10多年的32岁小伙子余传亮开了一家服装厂，服装厂不大，占地10多亩，工人140多人，但这是银宝湖乡第一家像样的大工厂。

　　“去年一年，他的厂上交税收就达100多万，差不多是我们一个乡一年的税收。”一名乡干部说。

　　为什么要把厂建在老家，余传亮说，因为老家剩余劳动力多，而且大多从事服装行业，招工容易，所以他一开工，就招了100多人，现在已有140多人了。

　　余传亮一直和杭州等地的服装企业有联系，他的工资水平和杭州的企业比起来，也是有优势的。

　　他的厂去年3月第一次发工资时，平均月工资1550元，去年下半年提到2000元，今年开工提到了2300元，下半年打算提到2500元。

　　“2008年的时候，余杭那边服装厂平均月工资是2100元，现在估计在3000元左右。”他说，但那边厂里的工资有时候承诺的和给的不一致，经常会少，“但我这里招的都是老乡，不会也不敢少给钱。”

　　余传亮说，现在工厂运转得很好，订单也没问题，唯一的难题就是缺资金，要是有钱，他想马上扩大规模。

　　余传亮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另一家服装厂也将在银宝湖开起来。“老板是上饶人，一开始也是在外打工的，他的厂子规模比我的大，招工人数在400人左右。”他说，“现在沿海各地的产业都在转移嘛，不管怎么样，我们这里招工都是有优势的。”余传亮说，比起招工成本，物流成本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很看好老家的发展。

　　去年乡里出了件“大事”，一个厂的税收能顶一个乡

　　样本三：

　　32岁的余传亮

　　样本四：

　　35岁的张树贵

　　耽误孩子教育

　　挣再多钱有什么用？

　　和孙青林一样，35岁的张树贵也是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留在了老家。

　　“前几年我一直在浙江那边打工，可老家一个月一个电话。”张树贵说，他的儿子张洪明13岁，正在上初中，可整天和社会上一些小青年玩，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住。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在乡里找了份工作。”他说，“你说我们夫妻俩辛苦一辈子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孩子，如果孩子教育问题耽误了，我们挣再多钱又有什么用？”

　　曾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现在在鄱阳县委报道组任组长的操海鹏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也一直在关注“民工荒”问题，“其实这是一本精细的账。”

　　他说，现在外出打工，一年顶多三五万元。在老家打工，肯定少一点，但可以照顾到家里，尤其是孩子。

　　“外出打工的人，如果能给孩子拿到大城市的户口，然后在当地高考，那还好，如果不能，还不如回老家来。现在很多家长都意识到了，耽误孩子的学习，一辈子都会遗憾的。”操海鹏说。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对许多外出务工的父母来说，留守儿童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已引起他们的严重关切。

　　样本五：

　　夫妻搭档

　　民工回家趋势明显

　　男的进厂女的包地

　　操海鹏说，除了孩子的问题，老家挣钱的机会也多起来了，“现在农业技术迅速发展，也给农民创造了不少致富路。”

　　“以前20多亩的水塘根本养不活一家人，现在同样面积的水塘养鱼，一年可以挣10多万甚至20多万。”操海鹏又打了个比方，“以前一亩地如果种甘蔗，一年只能挣几千块，现在改种葡萄，一年就过万，3亩葡萄园就可抵过外面打工一年。”

　　操海鹏告诉记者，这几年，鄱阳县民工回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男的就近进厂打工，女的包几亩地种植，这种模式很普遍。

　　他认为，年轻一代农民工就业观念改变虽然是事实，但决不是“民工荒”的主因，因为他们还是农民工的主体。

　　“30岁以上的农民工才是主体，他们的回家就业或创业，才是导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