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一位清洁工被一则招聘信息所吸引。当日，“春风行动” 在上海火车站搭建劳务对接平台，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招聘信息。早报记者 赵静 图

　　上海用工缺口近两成：技术工招不到，普工工资谈不拢

　　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接受早报专访解读“用工荒”：今年结构性缺口明显 还有部分是阶段性缺口，元宵节后将有所缓解

　　早报记者 姜丽钧

　　“用工荒”在2011年春节后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热门词，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甚至西部地区都存在着招工难的现象。

　　对此，上海市人保部门表示，用工缺口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上海企业的用工缺口近20%，而其中仅就100万人就业规模的餐饮行业来说，至少缺少20万服务业人员。

　　上海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的变化，正在催促着不同的地区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无论是农民工、企业还是政府都要做出一些选择。

　　餐饮行业常年缺工 缺口至少20万

　　早报记者：今年春节过后，企业普遍反映招不到人，那么在上海到底是不是存在“用工荒”？

　　赵建德：对于“用工荒”的“荒”字，没有明确的界定，只是一种主观的描述，我们一般用“用工有缺口”来形容。一说“荒”，大家就容易“慌”了，而缺口则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其中，有阶段性的缺口，如年后农民工返城时间不一致，这一现象将随着元宵节后农民工的大量来沪得到缓解；另一种是结构性的缺口，像企业反映的技术工人招不到，普工因为工资价位谈不拢，不愿就业。

　　早报记者：您是否做过测算，“用工有缺口”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赵建德：上海一些行业已经是常年缺工，比如餐饮行业，缺工20%，按整个行业从业人员100万人的规模来测算，餐饮行业至少缺20万人员。由于服务员技术含量低，工作时间长且辛苦，因此流动性很大，上海许多餐饮企业已连续几年组团到安徽、江苏、江西等地招工。另外，电子、制衣、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也缺工。

　　对于全市的用工缺口，我们正计划做一个大范围的用工调查，对有用工要求的企业进行抽样。单从现状做一个估算，我基本同意用工缺口在20%左右这样的说法，缺少的主要是技术工和普工。

　　早报记者：近期是不是有大量的农民工从上海流失，导致企业用工严重不足呢？

　　赵建德：据统计，在沪就业农民工的总量并没有减少。从上海入外来人员综合保险的人数来看，去年12月为405万人，达到了历史最高，今年1月为394万人，回落了11万，这跟农民工回乡过年带来的影响有关。去年春节前，因为同样的因素，上海的综保人数也回落了20万，但在节后就逐渐回升了。

　　对现在的农民工用工市场，我们的感觉是供需两旺，但匹配不佳。企业招工如饥似渴，而农民工求职也有困难。一些行业缺工常态化，“用工荒”最大的根源在于待遇不高。

　　月薪需求“被提高” 2000元也没吸引力

　　早报记者：说到待遇不高的问题，我们听说现在有农民工提出，非3000元月薪不做，而一些企业开出的底薪却往往只是上海市最低工资，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矛盾？

　　赵建德：农民工月薪要价3000元，只是个案，不说明问题，这只能说少数农民工的心理价位被不适当地抬高了。普工要求包吃包住，月薪3000元这是不现实的，你看现在普通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才多少？当然有技能的技术工人除外。

　　现在上海的情况是，多数企业给普工的月薪还只在15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面对上海物价的上涨，压力是客观存在的。我听说有一对在企业食堂工作的农民工，夫妻两人月薪加起来3000元，现在因为生活压力大想要回老家。我可以体会到他们的感受，夫妻租500元/月非常差的房子，再加上吃饭、打电话、交通费，这些都是刚性消费。如果我是他们，在家乡的县城有一份同样的工作，就算一个月收入少500元钱，我也愿意留在当地。

　　所以，农民工月薪2000元左右应该是需要的，农民工普遍的提薪要求，不是身价的提高，更主要的是一种被迫的要求提高。在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把农民工的收入继续保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这实际就是变相地降低他们的收入。对中西部来上海打工的人来说，这个工资不具有吸引力，还不如在家附近找份工作。

　　早报记者：您认为企业应当如何看待农民工普遍的工资诉求？

　　赵建德：作为企业要考虑到农民工的需求，中年人有家庭负担，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年轻人要改善生活，要积累。我们要形成一个观念，农民工出来打工，不只是为了生存，他们有积累的需要。

　　我们城市的年轻人，80后，90后，工作以后要积累，准备结婚，建立新的家庭，抚育子女，农村的80后，90后也会遇到和城里人同样的问题。

　　有的老板这么说，一个人一个月开支500多元足够了，所以没有必要涨工资，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农民工提出的关于工资诉求是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要求同步提高各类人员的工资。

　　早报记者：对于农民工的工资诉求，政府部门可以做哪方面的工作？

　　赵建德：对于农民工工资，政府只能管两条线，一条是最低工资保障线，这是维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另一条是工资增长指导线，在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要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前一条是一条强制执行的线，后一条是一条指导线。

　　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主要是靠推进工资集体协调，让农民工可以平等地和老板进行工资协商。坦白地说，以前这项工作推进有难度，因为老板不缺人干活。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企业招不到人，就要坐下来谈，可以说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不仅要谈工资，还要谈福利，谈保障，这些都是以前很难想象的。

　　新一代农民工成主力 用工观念要改变

　　早报记者：有人说，农民工大多是60后、70后，而80后，90后中农民工会越来越少，用工难题在今后还会加剧，您怎么看？

　　赵建德：上海作为长三角最大的城市，对外地80后、90后的农民工还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希望在上海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想通过打工来改变人生发展际遇。

　　新一代的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祖辈的打工目的不一样，以前是为了养家，现在是为了追求新的人生目标。他们想离开农村，融入城市，所以才会对工作有指标性的要求，因此我们在农民工政策上也应有调整。现在，企业的宿舍一般都有电视，厂区有报纸，有条件的还可以上网，现在的农民工不再是完完全全的体力型的农民工，而是知识型、技术型的农民工，我们用工的观念要改变，做一些适度的调整，来应对农民工群体发生的变化。

　　现在，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登上“舞台”，不同的一代，将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对市场产生新的影响。我们为农民工服务，不仅是工资等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文化在内，要为他们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前景。

　　早报记者：现阶段，推进农民工就业这方面，政府部门准备做哪些工作？

　　赵建德：今年的“春风行动”在2月19日开幕，一直持续到4月底，将在全市各个区县广泛开展，通过大型招聘会、网络招聘会等形式，帮助农民工实现市场就业，而我们政府部门就是要做好服务工作，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农民工就业。

　　“用工荒”是阵痛期，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早报记者：有一些企业反映，不加工资招不到人，可是加了工资，企业就不赚钱，办不下去了。

　　赵建德：对于技术工招不到的问题，上海正在推进职业培训。从去年开始，在本市就业的农民工和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职业技术培训补贴。这些都是指中级以上的技术培训，而不是简单的上岗培训。去年有11万农民工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今年将有20万农民工接受培训，到明年，3年培训人数总量将达到50万人，约占上海农民工总量的1/8。

　　招不到普工，是上海现在的主要问题，上海正在推进转型发展，低端制造业越来越没有前途，企业开出的薪资与内地城市相比没有竞争力，所以，真正“荒”的是这些低端制造业企业。既然工资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他们自然要走。

　　现在，对于用工难的问题，企业只有两个办法：能够承受的企业，提高职工工资；难以承受的企业，把公司开到农民工的家乡去。劳动力市场是市场就业，农民工更是完完全全的市场化，岗位、技能和待遇要匹配，缺一个都不能成功。不论是农民工、大学生还是白领，对一切找工作的人都应当一视同仁。

　　早报记者：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中西部开始和东部地区争抢工人，您怎么看？这会影响到上海产业的发展吗？

　　赵建德：现在中西部省份也在大力促进就业，不存在截留农民工的说法，一些农民工留在当地就业，更多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西部一些企业也希望能够吸引到一些在沿海企业工作的熟练工人，会自觉开出适合的薪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在现阶段确实会分流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民工，但长远看它对国家发展的吸引力更大，有利于中小城市发展。

　　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沿海城市，特别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相对高的城市，可能更适合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岗位要求高，工资待遇高，发展机遇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自动选择适合它们发展的地方发展，一般的农民工可选择在家乡周边就业，降低生活成本，也可以照顾家庭，同样也能减少大量流动人口迁徙带来的社会资源成本，有利于企业布局调整。

　　早报记者：对上海的企业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赵建德：现在说的“用工荒”，应该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倒逼着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是一种市场化的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附加值低，只能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经济效益。面对农民工工资诉求的提高，利润正在逐步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企业不能承受，就要进行调整，考虑搬家。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在做一些选择，企业也在做一些选择，政府也面临着选择。而最终，这一切都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而非行政的命令，最终结果是使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合理。

　　早报记者：那么在产业结构调整后，农民工在上海还会有工作机遇吗？

　　赵建德：那是当然的，今后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还是需要大量的工人，其中大部分也会是外来劳务工，但他们很可能会是带着技能过来的，比如在家乡的工厂工作过，学到了一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