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经济理论呼唤中国学派

　　“世界第二”的光环之下，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资源与环境危机、国民收入增长乏力等如影随形的问题，需要中国经济学人的真知灼见

　　文/蔡定创

　　日前，根据日本公布的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其去年名义GDP总量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荣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宝座。然而，光环之下，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资源与环境危机、国民收入增长乏力等问题却如影随形。这和我国一直缺乏原创的系统经济理论不无关系。在笔者看来，中国原创经济理论的落后，甚至是近代以来我国经济终难占据高端的重要原因。

　　回顾以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引进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引进了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又引进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

　　两次经济理论的引进，均有其特定的时代合理性。但是，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亦不容忽视。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例，它以命令式的计划调配资源与动员式的基层激励为基本特征，有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只有管理层的积极性，直接生产者缺乏持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至于在个别时期一线生产者的消极怠工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二是计划调配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主观的“想当然”，这一现象，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表现得尤为极端。多年过去，这一经济理论的余毒犹在。

　　西方经济学引入之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中国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体系时，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垄断金融新阶段。此时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基础需求以后，将金融资本的视野扩大至全球，通过向欠发达国家输入过剩资本，交换生产性国家的实物商品。这种交换有着十分隐蔽与复杂的形式。例如，处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利用生产性国家资本“赚美元”的利润本性，实现对生产性国家的“印钱消费”。

　　如此一来，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就给生产性国家套上了一副“枷锁”，将后者锁定在为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打工的低端生产上。在此影响之下，仅十余年时间，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3转变为0.5，贫富差距悬殊受到广泛关注。一系列奇怪现象出现了：人民币币值升也升不得，贬也贬不得；大量印钱的美国不发生通胀，中国通胀却形影相随。

　　不仅如此，中国牺牲了环境、资源，甚至某些行业的控制权，换来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却不得不返回美国购买金融产品，变相支持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金融垄断。由此，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中国，遭遇诸多挥之不去的“两难”困境。

　　上述现象的出现，迫切要求一种揭示当代信用货币本质与运行规律，以及在新的垄断金融的国际环境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全新货币理论。此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分配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当前极大的贫富差距就是一种依据现有经济运行机制所产生的分配的结果。

　　笔者认为，当代经济中客观存在着的四种分配现象。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与劳动在实体经济运行中的一次分配；凯恩斯发现了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社会公共福利分配与扩大国家投资，增加就业，以解决社会在一次分配中所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然而，社会还客观地存在着由股市“货币放大”规律而形成的第三种分配机制。当人们获得第一次与第二次分配后，必将手中的财富重新分配于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并将投资货币投资于股市。当股市“货币放大”作用发生正效益时，人们会将由股市创生的价值分配于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从而重新进入实体经济的过程。而当股市“货币放大”作用发生负效益时，则使股民投资于股市的原本用于消费的货币减少，其结果会改变一、二次分配形成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比例，使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更加不平衡，经济发展困难加大。

　　长期以来，鼓吹自由融资、自由“圈钱”、自由价格涨跌，导致我国的股市二十年来不仅没有产生过财富效应，反而成为加大两极分化的工具。毫无疑问，能否正确地运用由股市所形成的第三次分配手段，是我国能否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重要环节。

　　第四次财富分配是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运用“印钱消费”规律而产生的对“过剩财富”的分配。当前，美国通过“印钱消费”消费中国的“过剩财富”，中国却因为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忍受着通货膨胀的痛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此时，中国只有学会“印钱消费”，才能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国民收入倍增。

　　历史上，凯恩斯的二次分配理论，一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缓解，并引发长达三十多年的“凯恩斯革命”。如今，利用“货币放大”所产生的第三次分配、由“印钱消费”所主导的第四次分配，也将助力我国摆脱资源瓶颈挤压，走出挥之不去的通胀怪圈。主流经济理论界绝不可继续僵化与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