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我总会提出提案和建议，履行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今年两会上，我关注的问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民生建设绩效考评机制的建立、大学生就业适销对路的建议以及加强城市社区妇女工作的建议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尽职尽责，为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而不懈努力。

　　在我看来，“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融入城市的生活，面临诸多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地上学很难，所以只能够把孩子留在农村，交给家里的老人照管。

　　两会召开之前，我特地走访了一趟重庆巴南一品中学，这里有98个留守儿童，多数孩子才十二三岁。其中有个小女孩知道我要来北京，特意委托我交给她在北京打工的妈妈一封信。我问她最想对妈妈说些什么，她跟我说，在记忆里，每次过生日妈妈都不在身边，所以特别希望妈妈能回来，然后一起过生日。后来我才知道，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春天快到了，燕子飞回来了，爸爸妈妈你们可以回来吗……”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

　　巴南一品中学的条件并不是很好，因为留守儿童多，学校安装了可视电话，孩子们常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通过可视电话，至少能在心理上找到一点点的安慰。可惜学校只有一台，而且电话费很贵，现在政府、社会都在关心留守儿童群体，如果学校能在各方的帮助下装上几十台可视电话，解决比较贵的电话费用这些问题的话，对孩子们来说肯定有很大的益处。

　　在大多数的农民工眼里，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牵挂。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城市里孩子有书读，自己能有房子住，才能真正安心踏实地工作。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

　　目前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八、六一、九九”现象，即农村留守人员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年轻力壮的新生代农民大量涌入城市。

　　当前，“农民工”其实已经成为新生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他们在城市生存过程中享受到的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还不平等，使其并没有将身心真正融入这个城市，他们的生存心态还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之中，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不稳定，在工作单位和生活的城市没有归属感，成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阻力。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尽快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取消户籍限制，还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样平等的生存权，从而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应当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更是善待大量农民工的实际举措。为此我提出《关于尽快取消新生代农民工户籍限制的建议》。

　　由于农民工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建议为新生代农民工统一修建廉租房、公租房或者其它保障性住房，切实解决他们“住有所居”问题，培养并增强其在城市生活的归属感。

　　切实梳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教育培训、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待遇，做到转户以后各项待遇一步落实到位；同时，把用人单位作为落实各项待遇的责任人，在税收以及社会保险的缴纳方面享受合理的政策优惠。

　　尽快着手解决留守农村的大批“三八六一九九部队”问题，应当允许他们跟随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在生存环境和社会福利待遇方面制定相应政策，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

　　农民工问题说了这么多年了，可能不太时髦了，但真真正正、一点一滴，用行动给他们以尊严，包括他们孩子的尊严，现在还很需要，很紧迫。(严冰、陈霈整理)

　　严琦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全国妇代会执委、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市青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