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一直关心自己的那份提案去了哪里。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王玉凤联合五六位委员交了一份挺长的提案，题目是“正确理解教育公平，重视英才培养”。一年过去了，作为第一提案人，王玉凤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答复，这是不太常见的。今年两会，她惦记着找人问问，“哪怕有个答复呢”！

　　没想到，她在审阅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从附在报告后面的教育部办理提案情况的说明中，找到了自己的提案。

　　“教育部在说明中称，‘与提案人及时沟通’，‘得到了提案人的肯定’——我就奇怪了，你找谁了，我怎么不知道呢？”王玉凤说。

　　她赶紧去问第二提案人，结果两个人都很惊讶。

　　教育部在说明中还介绍，为了办理王玉凤等委员的提案，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问卷调查，也进行了研讨。王玉凤告诉记者，自己也听说过教育部做的这些工作，但是——你办了固然很好，可我们提案人还有很多意见、建议，有参与的积极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人找过我们呢？

　　她感慨：要想真正发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作用，办理提案的质量必须提高。政协要跟踪、督促政府办理提案。

　　王玉凤去年还有份提案。她和其他委员提出，由国务院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在20年来有过多次调整，有的是按月发放，有的是一次性发放，津贴额度也变了几次。他们建议，政府津贴应该具备严肃性和一贯性，不要说变就变。

　　这个提案是一些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委托王玉凤提出的。她收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书面答复，但她对答复很不满意。

　　“人社部是这样回复我的：哪年哪年变的，整个过程又写了一遍——跟我列的一样。最后回复说，要想把它们都统一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请你理解。”她说，“我看了非常气愤。你有困难办不成没关系，我不要求你办成，但是你得办。你应该让我看到你办了什么，你有困难，困难在哪儿。”

　　王玉凤给对方写了一个“言辞比较激烈”的回信，如同石沉大海，“人家就再也不理我了”。

　　王玉凤对记者说：“那么多人的期望，我怎么回答人家？”

　　她还说，有的老委员告诉她“习惯了”这种回复，但自己就要较这个真。如果大家都司空见惯，那么提案办理就会越来越敷衍了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提案的办理都这样。我们并不要求所有委员提的都要办得满意。你有什么困难，我们都通情达理。你办没办，我们是看得出来的，这点事儿看不出来，我们就别当政协委员了。”

　　听了王玉凤的情况之后，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全国政协委员章新胜也表示，关于委员履职、提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希望会议秘书组集中起来，向上反映，引起重视。政协非常重要的参政渠道是提案。他说：“大家都是非常负责任地来提意见的。”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委员说，一年间，政协提案的办复率达到了99.49%，是很高；但真正得到采纳的提案不高，只有20%多一点。政协应该跟踪提案，让凝结了委员心血的提案真正发挥作用。

　　“回复有各种各样，有的让你很满意，有的就是敷衍了事。”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说。去年，崔永元提交的一份提案是关于建议取缔猫狗非法贩卖市场。4个月后，他接到了广州市政府的回复，称他反映的非法市场已被取缔。

　　崔永元的另一份提案是给铁道部的，尽管也得到了回复，但他并不满意。他建议，当公民发生与铁路安全道口相关的纠纷时，有权利选择是去地方法院审理还是去铁路法院审理，因为铁路法院难免有“偏向自己行业的嫌疑”。

　　在崔永元的印象中，他得到的回复大致是这样的：您提的问题很重要；国家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欢迎您以后继续提建议。

　　“很多提案都是这样回复的。不要说回复率提高了，而要说解决率是多少。”崔永元说，如果有些提案当年提了不能立即解决，“可以按年告诉我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梁晓声也认同这个观点。他在几年前就提交了反映北京出租车司机假期也要交车份儿钱的情况，“我做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时候就提过，现在坐出租车还能听见司机抱怨这个问题。但没有人当一回事，也有回复，但他们的回复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在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苇把这种回复模式归纳为“三段论”：“他们把之前类似的工作怎么干的、相关的文件写上，然后就这么‘三段论’给你回答：感谢你对某某工作的关心，在这方面你提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下面就是感谢的话，希望你继续关注。话说得很客气，玩这种‘空手道’，却很难看到落实的具体措施。”这次，她索性没有填写提案回复工作的满意调查，因为她不知道到底该写“满意”，还是“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