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侯大伟 何宗渝 邓华宁 伍晓阳）拥有2.4亿农民工的人口大国，于今年春节期间再次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并引发了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农民工争夺战”。

　　我国劳动力资源真的迎来从过剩到紧俏的拐点吗？是什么在引导着农民工的选择，我们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正在北京参加的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共同把脉中国“民工荒”。

　　“五个岗位对一个农民工”：“招工难”并非“民工荒”

　　成都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农民工就业市场，也是“劳务输出第一省”四川省最具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集散地。但在两会前记者从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却令很多代表委员感到吃惊：往年一群求职者围着一个招工摊位的现象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招工者追着农民工宣传自己的优势。劳动力市场监测到的数据显示：近两个月来，共有340多家企业进场提供超5000个岗位，但达成意向的仅有1000余人，基本上是5个岗位招到1个人。

　　“‘招工难’并不意味着就是‘民工荒’。” 无锡市市长毛小平代表认为，全国的劳动力供应还处在供过于求的阶段，春节过后的用工紧张远没有达到“荒”的程度。

　　毛小平用一个事例来佐证：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无锡市18家企业带着4000多个岗位到苏北响水县招聘工人，虽然七天仅招到300多人，但入场应聘的农民工却有上万名。

　　四川省统计局和劳务开发办的调查数据也佐证了毛小平的判断：近5年来，四川省的劳动力资源还在以每年5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的供给仍在扩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的研究评估也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依旧呈上涨的趋势。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在源源不断供给的情况下，出现了‘5个岗位对一个农民工’的现象，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云南省昆明市福保文化城有限公司总经理肖燕委员分析说，一个原因是随着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向好，大量工作岗位被创造，对农民工的需求也在春节前后集中释放；一个原因是当劳动力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时，农民工对自身权益和薪资待遇的主张加强，待价而沽。

　　“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不想让父母成为‘空巢老人’”：“归宿感”引导农民工走向

　　随着西部产业的崛起，东西部农民工薪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四川省眉山市市长李静代表对记者说，根据她在川内劳务输出大县眉山市仁寿县的调查，当地4个工业园区100多家企业也面临不同程度的缺工情况，他们给出的普工薪资标准也普遍涨到1700元左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普工薪资水平差距也就三、五百元。

　　李静代表分析说，当薪资差距不足以吸引农民工背井离乡时，“归宿感”就成为农民工择业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家乡就近就业成为今年很多农民工求职的鲜明特征。

　　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村民黄华说：“我在深圳打工12年了，中间就回来了3次。虽然做装修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元，但是一直没能照顾年迈的父母，老家房子也垮了，心里觉得很愧疚。今年春节回来先要把房子盖起来，在本地找个事做，也好在父母跟前尽孝，哪怕工资少一些也没关系。”

　　四川简阳市的黄勇夫妇说，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工作了十年了，虽然也习惯了当地生活，但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东莞人；今年回到老家，村里很多人我们也都不认识了。“我们可不想让孩子将来既不是四川人，也不是广东人。”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书记马吉林代表告诉记者，从他每年和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座谈时了解的情况来看，“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都是这些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农民心中的痛，很多人都是带着极大的愧疚回家，又带着极大的歉意离乡。

　　从“找生计”到“找尊严”：2.4亿农民工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

　　曾与妻子双双在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务工的四川省金堂县人罗世彬对记者说，自2009年底，因为金融危机他们双双被工厂辞退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想过回去，尽管他们现在的收入并没有原来的高。“在那边打工，什么保障也没有。”罗世彬抱怨说，“我在广东务工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在这个厂工作了2年多，一直都是每个月1000多元钱，没加过薪、没拿过任何补贴或福利。经济稍不景气，就让我们走人，在老板眼里，我们只是廉价的机器，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伤心。”

　　四川省遂宁市市长胡昌升代表说，罗世彬的心理，代表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心声，他们已经从“打工挣钱，维持生计”的目的，向“争取尊重、改变命运”的目的转变。

　　多年来，农民工曾是最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他们不论工种，不论劳动环境，在城市里、企业里承担着苦、累、脏的工作，不仅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为整个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胡昌升代表说，但遗憾的是，30年过去了，企业仍然沿用“廉价劳动力”的用工思维去使用农民工，城市社会仍然没有将农民工真正地纳入怀抱，在一些地方，“农民”、“民工”这些词汇竟然在特殊语境下演化为具有贬义的俚语，“自杀讨薪”、“开胸验肺”这样的悲剧仍在发生。

　　目前，我国有2.4亿农民工，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肖燕委员说，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应该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有着2亿多成员的群体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