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有在中国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邀请函都接受的话，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院士一年到头恐怕不是在会场，就是在赶往会场的路上。

　　这位著名生物学家只能“选择性地”参加一些，比如将于2011年10月首次在中国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这个会议三年一届，经过中国三代科学家的努力才申办成功。

　　然而打着“国际”旗号的会议邀请函还是源源不断地送到饶子和手中。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一些会议，就是主办方拍拍脑袋，请几个外国人来中国玩一玩，俨然“国际”化了。他也明白，主办方对自己的邀请未必诚挚，往往是借着“院士”的名头，招揽更多的与会者。

　　今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要求精简压缩国际会议数量、降低会议规格、严格会议审批、减少会议开支。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院士告诉记者，“国际会议”泛滥的现象，已经存在若干年了。“有的项目，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如果你开个国际会议，确实能够解决花钱的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的研究领域，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之一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沉积学大会，中国学者已经申办了20年，至今尚未成功。

　　让这个领域的中国专家感到欣慰的是，他们承办了一个分领域的研讨会。2008年，国际沉积学家联合会的潮汐环境沉积作用研讨会在中国举办。就是这个研讨会，中国从20世纪末开始，申办了很多年，等到会议在中国召开的时候，当初有些参与申办的工作人员都退休了。

　　“举办这样规格的学术会议是我们学界的骄傲，表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实力。”高抒说。可是，在国内召开的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会议越来越多，平均学术档次却明显降了下来，甚至不少会议表面上是开会，实际上成了旅游。

　　“国际”有时只是一件唬人的外衣。一位政协委员感慨：国内不少打着国际旗号的学术会议质量都不高，甚至连学术会议都不算。有人弄个项目，打起一个旗帜，就能举办国际会议。拉几个金发碧眼的人捧场，就敢叫“国际学术会议”。

　　有些学校有校领导十多人，校长助理七八人，他们的一项职责是会见来校开会的外宾，或在本校的国际会议上发言。这对领导们已形成了很大负担，因为这种会议实在太多了。领导们虽然也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但国际学术会议事关门面，反映了学校的“国际化水平”，校领导还不好不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炎也指出，一年举办多少国际会议，是某些单位“政绩”的一部分，哪怕赔本也要赚吆喝——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往往有个特点：主办方承担外国参会者的一切费用。

　　刘炎到国外去开会，会议组织者算得很精明：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甚至晚上都在开会，最后会开完了，连当地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按照国际惯例，这种学术会议一般都是参加者自己承担一切费用，比如报名费、来回路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告诉记者，自己受国外会议的邀请作报告，对方只负担房费，机票要自己出。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对方恨不得连房费都不给付。

　　曾有国内一所著名高校举办一个国际论坛，请德国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来演讲。这位教授很纳闷：我讲什么呢？中方告诉他：你愿意讲什么都可以，只要来就行，并且可以带着夫人一起来。这位教授想了想，没有浪费这个免费旅游的机会。

　　一个在国外读博士的中国学生，一天突然接到一份参加国内某高校国际会议的邀请函。会议的主题并不吸引人，参会者来自四面八方。但她还是动心了：就是开一天会呗，对方承担所有的费用，我正好想回家看看。

　　还有一次，国内一家公办幼儿园想开一个国际研讨会，并邀请英国的一家幼儿园参加。对方很为难地说，我们今年没有预算了，没有钱到中国去。国内的这家幼儿园马上豪迈地答复对方：没关系，你们往来的费用，我们全包。

　　对国际学术会议的热衷，究其原因，高抒认为，一是在各种类型的考核中，比如项目结题、学科建设、人才计划申报、院士评选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指标：举办了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作过多少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有意思的是，这种会开多了，组织者也就吹嘘成了某个领域的“国际领军人物”。

　　“考核最有趣的一点是讲数量，不讲质量。考核不追究你的学术报告实现了什么样的学术价值。”他说。

　　另一方面，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还有现实的利益，就是如何把钱花掉。

　　有的单位手上有钱但是没有名目，很难转化成可以消费掉的钱，通过国际会议的名义就可以把钱花掉，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洗钱”。有些不法之徒看准了这样的机会，就来张罗各种“国际会议”。

　　比如在中俄边境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打着考察的旗号，顺便到俄罗斯去旅游一圈，1万多元进去了。平常这个旅游的费用没有办法报销，但是国际会议考察就顺理成章地报了。

　　“这是虚假学术繁荣，在有些人那里，你不干就是‘傻瓜’。”他说。现在麻烦的是，管理部门很难判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

　　刘炎正在申请国家的某个基金项目。一位朋友善意地提醒她：你别忘了开个国际会议。她很奇怪——我研究中国的教育政策，为什么要请外国人？朋友说，项目结题时，这也算个评审标准，尽管没有明写。

　　欧阳钟灿说，以前人们巴不得外国人来开会，“提高咱们国际地位”。现在还有一种趋势：外国人到中国开会，不但好吃好喝，还能坐着汽车到处游玩。“他们高兴坏了，很多国际会议都想放到中国来开。”

　　“这钱花得很大。”欧阳钟灿说：“有的外国人把中国当成了‘金矿’，可我们不应该再靠老外装点门面了。”

　　对于国家此次压缩国际会议，一位政协委员并不持乐观态度： 明文规定不可以做，那么不叫“国际会议”了，换一种说法，“研讨班”行不行？

　　本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