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王光照

　　聚焦民生，听取民意，每年全国两会召开都备受社会各界瞩目。这些年来，两会会风有什么明显变化？代表、委员用什么方式收集民意？所提意见建议能不能得到落实？

　　6日，本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青岛港集团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全国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张承芬走进本报“北京直播室”，与本报首席评论员张金岭一同就两会新变化进行交流。

　　原来说话戴“帽子”现在谈问题单刀直入

　　张金岭：作为代表委员这么多年，你们在人大政协范围内的发言，有过什么限制没有？感觉到有约束吗？

　　张承芬：我当全国政协委员，从上一届到现在也快10年了，感受很深。原来大家发言要说一些套话，要戴很多“帽子”：“我们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什么成绩，要感谢谁。”现在这些都没了，一句是一句，大家对问题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今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有人直接就说“三个目标没达到”，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些在过去是不会有的。

　　许振超：这些年我提了不少建议，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但实际上政府已经在做了。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时，许多大学生就业困难，当时我建议不要让学生急于走出校门，而是由国家、企业、学校三方共同承担，让学生在校延长一定时间，后来我看好多地方都这样做了。

　　张金岭：除了发言这个层面，本届两会还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会风的变化？

　　张承芬：报告发下来以后，常委要提意见，然后修改。过去常委提完意见，我们只知道最后要修改，具体改了哪里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所有常委提的意见，都在这个报告里用签字笔标出来。

　　再一个是从会议组织上，我们政协开幕式，为了保证委员准时参会，是有警车开道的，但是散会之后，就没警车开道了，所有委员跟着正常的车流，正常等红绿灯，尽量不扰民。

　　买菜、逛商场时随时了解、收集民意

　　张金岭：你们在一年的时间里，接触普通群众的机会多不多，用什么方式收集民意？

　　张承芬：一般来说，教育问题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感受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会有其他渠道。我同时是省政府参事，每年都要以这个身份出去考察，此外党派每年也有调研任务。在民进，会员分布的领域很广，除了涉及教育文化出版以外，还有人来自法律、医疗等领域，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发现一些教育之外的问题。

　　许振超：我的收集方式比较特殊，会随时随地注意收集。由于很多人认识我，加上在人大担任职务的原因，如果单独以某个形式通过当地人大下去调研，会非常麻烦。所以我平时在企业、农村、社区，甚至公交车上都会随时了解情况，有时候到社区遇到几个老人在一起吹牛，我就站在一旁听。有时候在菜市场买菜也会问问老百姓，这样就能对某些问题有初步的了解。当然涉及到行业内的问题，还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找业内人士熟悉情况。

　　张承芬：对，其实我们本身就是老百姓，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虽然工作可能跟普通老百姓不同，但是我们过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多东西就是在买菜、逛商场这些日常生活中随时了解、感受，然后再进行提炼。

　　提出意见后都会收到反馈

　　张金岭：代表委员提的意见建议落实情况怎么样？两位有没有亲身经历？

　　张承芬：说起提案落实，有人认为，政协委员就是说说而已，不一定能起到作用。我跟他们说，我们的意见建议真的起作用了。

　　我当了这么多年政协委员，咱们国家许多问题都是政协提出后解决的，我有亲身经历。比如农业税减免、学前教育等等，都曾有政协委员提过，学前教育今年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了。再比如义务教育的问题，我们好几年都对这个问题提得毫不留情，现在国家终于下定决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另外，我们提出问题后，都会收到反馈。绝大多数部门都会很认真地答复，列一个表，让委员填上是否满意，不满意就再来，如果我一直不满意，部门就要一直答复。

　　许振超：还有就是立法很民主，立法时意见采不采纳会跟我们讲。当年制定《食品安全法》的时候，我谈了很多不同意见，会议结束后，法制办、法工委马上都来找我，跟我做解释。

　　张金岭：这样的话，反过来会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张承芬：当然，既然国家重视，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提高。和不当政协委员时肯定不一样，听见什么事儿，经常在脑子里过过，想想能不能提、怎么提，然后进行筛选。发言时，不能随便说，一定得保证言之有物，发言有分量才行。这几年对提案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要提出问题，有调查有研究，还要提出建议和解决途径来，所以经常要提炼好几遍。所以我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当政协委员，难度越来越大，压力也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