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王光照 马云云 高明兴

　　9日，本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孔北华和全国人大代表、潍坊医学院眼科医院院长康凤英走进本报“北京直播室”，本报首席评论员张金岭作为主持人，就医疗改革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张金岭：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革，有关部门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得到缓解了。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能不能从医院的角度介绍一下，具体在哪些方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孔北华：一个是医保方面，特别是新农合覆盖面已经超过了90%，这个进度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是基本药物方面，现在60%的基层医疗机构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这个制度实施以来，患者支付的药费明显减少了。

　　康凤英：我在从医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现在因为家庭困难而放弃治疗的病人明显减少了。

　　张金岭：为什么有的患者还是反映看病难、看病贵？

　　孔北华：要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政府投入还要增加。看病贵是因为保障水平低，个人支付高，与个人收入比看病支出高。看病难实质是资源分配不均，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基层医疗资源匮乏。

　　目前在公立医院运营成本中，国家补偿不到10%，剩下90%多都靠医院医疗服务，而其中一半靠药费差价。现在国家对卫生投入只占GDP的1%多不足2%，欠账太多，我认为“十二五”期间至少翻一番才行。

　　不抓源头和流通环节药价降不下来

　　张金岭：刚才孔院长提到，看病贵的重要原因在于药品，就是临床药品定价太高。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康凤英：病人的住院治疗费用当中，医疗服务费所占比例是非常低的，有的医院挂号费才几块钱甚至一块钱，一台普通的外科手术真正的手术费也不过几百块钱，这个一般都能负担得起。真正成为负担的大都是医药费。虽然新医改后采用了零差价等措施，但实际成效不大。

　　我认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药品价格的问题。现在我国有七八千种临床用药，大部分药品的价格是由厂家来定的，国家控制定价的只有2000多种，据媒体报道，有些药品的出厂价与销售价相差几倍到十几倍。所以，只抓医院这个末端环节，不抓它的定价源头和流通环节，实际上是没抓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药品是一类特殊商品，价格应该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每一种药物都给予科学合理的全国统一销售限价，把虚高的药价去掉，老百姓看病的花销也就降下来了。

　　张金岭：针对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今年国家提出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并在基层开设诊所。这会不会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转？

　　孔北华：我认为多点执业并不是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必须经过注册批准。医生是被编制在某一个单位的，推行多点执业时一定要注意管理上的问题。推行医生多点执业不能打乱正常的医疗秩序。

　　“医闹”的关键在诚信危机

　　张金岭：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说：“医院人文关怀不足是造成医患关系不够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数据表明，国内大部分医患纠纷是因为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引起的。”对医患纠纷，二位怎么看？

　　孔北华：目前来看，医患纠纷愈演愈烈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产生的原因，我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态度只是一个诱因，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有些医患纠纷确实存在医疗问题，有些则是患者或家属对疾病本身的演变规律和诊治效果不理解。

　　张金岭：现在有人说，为了规避医患纠纷、回避风险，一些医院对患者倾向于进行保守治疗，是这样吗？

　　康凤英：这种现象的确存在。现在医患纠纷处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医患之间又缺乏信任，医务人员工作起来如履薄冰，缩手缩脚，总担心出了问题怎么办。

　　孔北华：以前医患关系好的时候，哪怕有1%的希望，医生都会冒风险尝试，尽100%的努力。但现在，医生得考虑一旦发生意外，怎样保护自己。

　　另外，医患纠纷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医闹”。不少医院只能花钱买平安，谁闹得厉害，谁获得的赔偿多。这种私了的方式不仅掩盖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更助长了“医闹”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张金岭：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出台哪些措施？医患双方应做哪些沟通？

　　孔北华：加强医患沟通非常重要，医生为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应是关爱，患者及家属应理解尊重医生。医患之间不能解决的问题先依托第三方调解机制，再不行只能诉诸法律。当前在侵权责任法之外，应尽快制定医疗纠纷和事故处理程序的专门法。纠纷的处理程序、赔偿标准等都要由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