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本报资料图片

　　南都讯 特派记者王佳 发自北京 昨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呼吁，房产税收上来后，应该交给地方政府用于公共服务，以此来促进基层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而不应将控制房价的重任压在它身上。此外，他认为限购政策对公众必然存在误伤，应该是过渡性、临时性的政策安排。

　　对话

　　限购是过渡性政策，难免有误伤

　　南都：有专家说限购有歧视之嫌，应把限购改成限售，你怎么看？

　　李稻葵：任何经营性的政策，原则上都会有附带性的成本，跟打仗一样会伤及无辜。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也会伤害一些本来就需要资金的企业。限购的误伤是比较明显的，我反复强调，一定要深入研究，去改进限购政策。限购误伤了谁？我想是在这个城市里想工作、想安家或者说已工作若干年却由于各种原因记录不全、纳税的时间没跟上而导致不能买房的人。

　　回过头来说限售，限售政策可以用。但限售的政策，可能需要在房地产市场比较稳定后，再来用才管用。这类政策一直都有，比如之前贯彻过资本增值税，管用吗？很多人根本不卖。限售也好，交易环节收税也好，应该在老百姓对涨价没这么着急，没这么恐惧时，再用会比较好。限购，我仍然强调应该是过渡性的，临时的政策安排。

　　南都：限购既然是临时政策，就会有放开的一天。一旦放开，房价会不会报复性上涨？

　　李稻葵：所以一要有条件，二是各个地方条件不同，比如说重庆、成都等，我相信它们可能是第一批走出限购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本来供需的矛盾，就远不如北京、上海这么大。等它通过限售把市场预期稳定以后，这些城市还需要进一步城市化，吸纳人口和劳动力，还要进一步进行户籍改革。北京、上海太特殊，他们退出限购的时间，我估计会比较晚。

　　调控重任放房产税，那无济于事

　　南都：上海和重庆出台了房产税的政策，好像效果没有预期的好。

　　李稻葵：你说得对。房产税我支持，我觉得应该推出。但是有两条，一是不能把房价下降，或者说调整房价上升预期的重任放在房产税上。在流动性这么充足，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的大背景下，你靠一点点房产税要控制房价，杯水车薪，控制不住，但还是应该推出。

　　为什么？因为房产税是整个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强烈呼吁，房产税要交给基层政府，交给各个区政府。让区政府拿这个钱后，用在改善本地居住环境、公共服务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区政府要定期向纳税人直接或间接汇报，可以向当地人大汇报，也可以对纳税人委员会汇报。告诉他们，每一分钱怎么用的。这么做将能为国家公共财政树立一个榜样。

　　南都：但在增税的同时，土地财政的现状依然难以改变。

　　李稻葵：改变土地财政的状况，需要制度创新。房产税应该交给地方政府，我想不出目前公共财政中，任何一个环节可以有这么直接的参与，纳税人和提供公共服务者直接见面，多好。而且这个公共服务，马上能提高小区房产的市场价值。这一点是西方发达国家物业税、房产税最成功的一点。西方发达国家的房产税，直接或最大程度上是用于办本地教育的。本地的中小学是靠本地业主缴纳的房产税来支撑的。如果这个地方小学办得好、中学办得好，很多年轻夫妇愿意搬家过来，愿意交房产税，因为我的孩子在你这儿上学。

　　反过来，人家就不来，房价就上不去，最后房产税的税基就少了，公共服务也搞不好。这不就形成了基层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房产税要把它和房价控制分开，不要把控价的重任放在房产税上，那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