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胡锦武

　　正在江西省洪都监狱服刑的张晓平原是农民工，今年28岁，2006年8月在福建省莆田市打工期间，因在酒吧与当地人发生激烈冲突，将对方砍成重伤；随后被法院以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和涉黑罪判刑10年。

　　回忆起入狱前的生活，张晓平仍心存怨气。“凭什么当地人什么都不干，却这么有钱，还管着我们？”他告诉本刊记者，从小虽然父亲早亡，但一直受到母亲的疼爱，根本受不了打工的苦。“社会不公平，我为什么要忍受打工的生活？”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的主体，这一群体中出现的犯罪问题也开始显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深入监狱、法院等部门采访了解到，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当地人的“有色眼镜”，以及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让部分年轻农民工心态失衡，产生不满社会情绪，一旦引导不及时，甚至可能酿成犯罪事件。

　　“长期憋着火，一点就着了”

　　28岁的王文是江西省金溪县的农民，1999年开始就在浙江省瑞安市的鞋厂工作，2008年底因与工厂管理人员发生冲突，致人重伤而入狱。“长期憋着火，一点就着了。”在当地打工虽已近十年，面对本刊记者采访时，王文却坦言，“从未融入过，只是一直在努力适应当地社会。”

　　每天工作至少9个小时，最多时达12个小时，再苦再累，王文表示都能承受。“最受不了别人对我自尊心的伤害。”王文告诉记者，有时甚至向本地人尤其是老板敬烟，他们都不会接，因为他们自认为高我一等，或嫌我的烟太差。

　　“爆发是迟早的事。”王文说，与鞋厂管理人员的冲突，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王文和前述张晓平的犯罪经历，是近几年部分新生代进城农民工心态失衡引发种种犯罪的缩影。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两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度，全市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842件，涉及被告人1375人，其中审结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为405件，涉及被告人689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48%，涉及被告人占全部被告人的50%。2009年度，全市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854件，涉及被告人1423人，其中审结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为444件，涉及被告人782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52%，涉及的被告人占全部被告人的55%。

　　“80后、90后的农民工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不容忽视了。”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易康告诉本刊记者，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中，又以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犯罪居多，这一现象已不仅是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已经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

　　“诱惑太多，收入太少”

　　“城市太大，圈子太小；诱惑太多，收入太少。”正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的刘莉今年24岁，2008年底因伙同他人运输毒品，被判无期徒刑。

　　刘莉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离开浙江苍南县农村来到上海打工后，她每月拿着不到一千元的工资，觉得钱永远不够花；当时经常想，如果能在上海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哪怕离过婚的都愿意。

　　“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都行，可是又总感觉自己就是个乡下人，根本没法融入到城市中。”刘莉对记者说，她平时除了和几个一起来打工的姐妹在一起玩，根本就认识不了几个人，城里人也不太愿意跟他们交往。

　　同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的黄春娜，因在上海打工期间预谋色诱他人，并实施敲诈勒索而入狱，对金钱的过度追求让她一步步滑入深渊。“觉得上海有钱人太多了，每天看到街上跑着的各种名车，羡慕得很，所以赚钱就特别想走捷径。”黄春娜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心态时说，那时脑子里每天除了赚钱，再没别的念头。

　　面对各种诱惑和压力，在外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排遣的方式却非常少。“平时除了打打牌，就是和几个工友喝喝酒，顶多租几部国外的暴力影片看，解解气。”王文对本刊记者说。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民进江西省委宣传调研部负责人黎明清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较多的制约因素。

　　基本住房缺乏，租不易、买不起，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低收入高房价，已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

　　婚恋和情感困扰，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心理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他们许多人刚走出校门，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

　　社会保障缺乏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瓶颈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至少还要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

　　技能偏低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五成以上。然而根据本刊记者对南昌多个工业园区的调查，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到三成，这说明更多的人难以实现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职业规划欠缺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职业梦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影视等传媒中描述的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自行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不足。再加上长期在学校“温室”里形成的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

　　大多数企业管理制度严格而缺乏温情，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认可度不高和归属感、自豪感不强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就业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少企业在管理上和文化层面上不够尊重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制度层面不能调动农民工的主动性，简单地将其视为流水线上的“工具”。制度中强调奖少罚多，缺乏人文关怀，使得具有一定知识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对企业产生认可，更谈不上融入企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

　　消弭裂痕亟待多措并举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存在的心理因素和现实因素，江西一些监狱积极开展帮教、培训等工作，力求帮助他们出狱后尽快融入社会，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

　　江西省女子监狱2010年3月起设立“情绪脸谱栏”。每天清晨，让服刑人员选择代表自己心情的QQ表情贴在墙上，一旦出现不良情绪，能让管教干警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实现了将服刑人员98%的不良情绪化解在萌芽状态。

　　江西省赣西监狱2010年5月份建成江西首个狱内教育改造网，通过开设“高墙博客”等方式，变“堵”为“疏”，及时了解服刑人员的思想状况，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有效化解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赣西监狱监狱长刘林如认为，通过网络手段，不仅能及时提供就业信息，为在押农民工人员出狱后融入社会“搭桥铺路”，还能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提高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

　　“全监狱4700名犯人中，来自农民工的超过50%。”江西省洪都监狱监狱长帅之龙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对在押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员，一方面要通过法制教育、亲情教育等多种手段激发他们的悔罪心理，消除其仇视社会和出狱后重新犯罪的心理根源。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工作，“把刑期变学期、把车间当课堂”，去年监狱共有1400多名在押人员获得国家颁发的职业技术等级证书，让他们掌握了职业技能，才能在刑满释放后真正融入社会。

　　多位受访干部都认为，要从根本上消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裂痕，除了监狱部门外，还需要多方面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黎明清认为，当前必须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首先，要帮助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问题。住房特别是结婚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求，政府、企业、社会应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解决，使他们稳定在企业工作、扎根在城市生活。

　　其次，要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偏低的薪酬待遇。要根据行业的不同标准核定员工的最低工资并提高标准，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加班工资，加快企业工会组织建设，探索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打击恶意欠薪、工作环境恶劣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

　　其三，要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医疗保障。积极研究和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办法，探索农民工医保关系接续、异地就医和费用结算服务等衔接政策。

　　其四，要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大城市要积极创造条件放宽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可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

　　其五，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与教育水平。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与教育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其六，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生活和情感归宿，使他们劳动更加体面，生活更有尊严。尤其要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逐步提高他们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保障其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引导企业认清使命，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重视企业人文环境的构建，努力做到企业关心员工、员工认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