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从人民大会堂玻璃里折射出代表步入会场的场景。到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代表们共提出议案566件，代表所提议案中，立法方面的议案558件，监督方面的议案7件，其他议案1件。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现在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很多老百姓感到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个别阶层却有钱没地方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访谈时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30年来，初次分配时收入越来越向资本倾斜，劳动者的工资长期不提高。

　　有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劳动者工资，会导致现在企业的成本提高。甚至有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使很多企业短期内难以消化劳动力成本导致的。还有人说，现在的通货膨胀有成本推进型的因素，其中包括劳动者工资提高。

　　“我觉得这些说法很不公平。”尹中卿说。在《劳动合同法》制定的2008年9月，他在调研时发现，在一些地方，当父亲的当年打工时的月工资，和他的儿子长大后再去打工时工资基本一样。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减少了。

　　在尹中卿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政策没有及时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他建议，政府应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劳动监察，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劳动部门、资方和工会三方集体谈判劳动工资。“我觉得，只要能做到一条，就能极大地提高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

　　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说，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来说，税费负担本来就很重，如果再提高工人工资，有些企业可能就得关门。那么，提高的劳动者工资，这笔钱应由谁来出？

　　尹中卿表示，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微利企业，应该降低税负和费用标准。现在，年均收入3万元以下的小企业按一半缴税，但“这还不够，还可以更低”。比如，他建议，对刚刚创业的、雇工8人以下、或年盈利率低于3%以下的企业，还应该免税。此外，如果企业雇用的工人多，还要给予奖励和补贴。

　　“财政收入今年可能增收几千亿，”尹中卿问，“为什么GDP增长只有9%左右，但税收增长了20%多？”他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税收比较高，“国家应通过减税、降税、免税甚至是奖励的办法，鼓励企业提高劳动者工资。”

　　尹中卿还认为，国企是在近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前提下上市的，因此，国企应为国家多作贡献，比如，现在提出要将国企的纳税比例从5%提高到8%，提高了3个点，“如果按8000亿的税后利润算，提高3个点就等于增加了240亿。这笔钱只有投入公共财政里，才能给全体老百姓用。”

　　尹中卿指出，在收入再分配领域里，还有两个结构性矛盾。第一，国家财政收入将近6万多亿元，中央占4万多亿元。地方越来越穷，中央越来越富，导致地方上的财力与人事权不匹配。

　　“最终解决城市居民社区的一些公共事业保障，不是靠中央，是靠地方政府。”尹中卿说，如果地方政府连吃饭的钱都管不住，根本谈不上把公用事业搞好。

　　第二，不能国富民穷。尹中卿说，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政府是全世界上少有的有钱政府，好像钱都花不完，不仅可以搞一般的公共项目，还可以搞建设。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能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钱从哪里来？这些都投了，能收回来吗？这反映了政府有钱，老百姓呢？”尹中卿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高铁，有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但同时也有天价的幼儿园、高价的养老院，这说明政府公共职能缺位，并没有把钱放在医疗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养老这些方面，导致上学难、看病贵。“如果政府过多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而不关注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设施、社会保障，老百姓就会有后顾之忧，有钱也不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