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赵展、王燕在海啸后的日本名取街头进行采访

仙台下起了雨，记者吴海浪已整装待发，准备进行当天的采访 摄/本报特派日本 记者吴海浪

记者赴日采访路线图

　　地震后30小时本报记者就赶到日本 深入重灾区 名取街头采访时日本民众高喊——

　　“中国朋友快跑!海啸要来了！”

　　日本广播协会（NHK）的电视频道里正常的节目突然被打断，直播了这样一组画面：滚滚巨浪一波波地冲向陆地，汽车、轮船如玩具般被海浪打来打去，大量房屋淹没在水中，震撼的画面使人们几乎忘记这是一档新闻节目。

　　北京时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9.0级强烈地震，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

　　12日，本报成立赴日报道组，3名记者开始订机票、办证件、收拾行李。地震发生后仅30小时，本报特派灾区的3名记者就已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大阪

　　“捡漏”买到机票

　　王燕：“我们一点点接近灾难中的城市和人”

　　3月12日上午，赴日报道组的3名记者来到报社集结，他们打遍了所有订票电话之后终于买到去日本的飞机票，赶往机场后却发现航班已被取消。

　　曾经参与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多次重大报道的摄影记者吴海浪，凭借多次外出采访的经验暗自揣测——应该可以等到候补机票。

　　果不其然，下午3时05分，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捡漏”买到了机票——4点钟直飞大阪。“先到日本再说，我们一点点接近灾难中的城市和人。”王燕说。她是赴日报道组中唯一的女记者，有5年国际新闻报道经验。

　　日本地震发生的当晚，同事们还在开玩笑说，不能让未婚女记者王燕去日本，“好歹也得找个结过婚的去。”结果第二天晚上，王燕一行3人已经在日本扫街了。

　　同行的还有法晚最年轻的记者之一赵展，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日语，大三曾经在离东京很近的千叶留学一年。尽管来报社还不到一年，但这一次的日本强地震把赵展推到了“浪尖”上。“遇见这样的重大报道，虽然不知道会面临什么，但是走的时候很兴奋。”赵展说，他在千叶时也经历过很多次地震，“但是跟这次比起来简直是随便一晃。”

　　东京

　　连夜出门扫街

　　吴海浪：“超市里，好多生活用品已抢购一空”

　　到达大阪之后3名记者没有浪费时间，以最快的速度买票从大阪直飞东京。夜里11点，在换乘了多辆电车之后，他们终于到了吴海浪在东京的华人好友小羽家里。

　　三人给手机充了电，吃了碗面条，连夜打电话联系出租车，之后便出门扫街去了。

　　很多原本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都已经关闭。三位记者走访了东京多家加油站，每一家门后都拉起了红线，挂出“因地震缺油停业”的通知。

　　吴海浪还用相机记录下了超市里面包无货、牛奶所剩无几的场面。“超市里，好多生活用品已被抢购一空，地震、海啸过后物资供应不足，很多生活用品成了抢购品。”

　　等他们三人再回到小羽家时已经是凌晨5点，高度紧张的三人躺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余震不断。

　　相马

　　亲历核辐射避难所

　　赵展：“即使被辐射了，我也要拍下那个瞬间”

　　12日，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最外层的建筑外壳爆炸。13日，日本政府通报，2号机组的高温燃料正在发生泄漏事故，3号机组也面临外部氢气爆炸的危险。

　　按采访计划，三人本来要在第二天直奔仙台名取，那里是这次地震受海啸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但是，当超乎人类预计的自然灾难来临时，危机走向未可知，采访计划也一直在随之变动。

　　在从东京向仙台进发的路上，三人意识到，核辐射已经像是即将挣脱囚笼的猛兽，成为这次日本大地震中另一场危机。

　　于是，三人临时决定途中首先赶赴福岛县（核电站所在地）偏北部的相马市，在那里他们走访了市政府避难所中大批因核辐射被疏散的民众。“汽车刚刚进入相马市时，我们车上的车载导航系统开始连续闪烁，红色日文提醒‘已靠近核辐射发生地，半径30公里范围内禁止入内’。路边间隔几步就会有一些警察出现，维护进城车辆的秩序。”吴海浪说道。

　　之后三人去了作为避难所的一所女子中学，里面的人行色匆匆，不时有救护车闪着灯开进来。王燕注意到校舍门口立着两块牌子，上面分别写着“接待处”和“遗体安置所”。“一谈到死亡，气氛完全不一样了。避难所里特别阴冷，而且照明不好，很多人打着手电，阴森森的。”王燕说，“人们都不说话，也没有小孩哭闹，教室里特别安静。”

　　当他们试图接近核辐射区进行采访时，赵展想起了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故事。

　　1954年，罗伯特前往越南采访时不幸触雷身亡，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按下快门，拍了一张绝世照片。“我心里想，辐射就辐射吧，要是爆炸了，我一定会按下快门，即使被辐射了，我也要拍下那个瞬间。”赵展说。

　　名取

　　街头采访突遇紧急情况

　　日本民众：“中国朋友快跑！海啸要来了！”

　　3月14日上午，本报三位记者到达此次受海啸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位于仙台市南部的名取。“越接近海岸线，腥味臭味和不知名的化学物质气味就越发浓重，虽然我们戴着口罩，但仍然觉得呼吸困难。”王燕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赵展说。

　　当天上午，他们三人正在名取街头采访那些回家寻找生活必需品的当地居民，忽然看见他们提着行李往回狂奔，并互相呼喊着撤离。

　　闪着顶灯呼啸而过的十几辆消防车用大喇叭向周围狂奔的居民喊话：“快跑！三米高的海啸要来了！”紧接着，原本晴朗的天空风云突变，大风呼啸着，卷起空气里凝重的水汽扑面吹来。

　　吴海浪还在拍片，原本和蔼亲切的日本司机赤沼这时用日语大声地喊道：“三米高的大浪啊！你们不要命了？”一路狂奔的日本民众也不断地向他们喊：“中国的朋友快跑！海啸要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三人一直留在名取采访。“上午跑现场、发稿，下午继续采访，为明天的报纸做准备，然后半夜回到宾馆写稿子，第二天早上再起来继续。”赵展这样描述他们在灾区的模式化生活。

　　从14日到15日上午，余震一波又一波地袭来，整日不断，共发生了29次，其中震级最大的为里氏6.3级。

　　而此时，之前从未经历过地震的王燕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到来的余震，刚抵达日本时，王燕在余震来临时还紧张不安地看着屋子里的家具，警惕头上会有东西落下。

　　两三天后，她已经能在余震中淡定自如地写稿，甚至边跟主编打电话交流选题边在电话另一边很淡定地描述：“震了。”

　　15日上午，日本名取上空飘着被怀疑可能已感染了核辐射的细雨。“风到底往哪儿吹？国内的信息也许比我们的更完整，我们当时接到的消息一会儿说在往仙台吹，一会儿说在往东京吹，撤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撤。”吴海浪回忆道。

　　在同一区域的同一时间，几十名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都聚集在一起等待使馆接他们离开，气氛变得恐慌。

　　特别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好像你晚上站在王府井步行街，结果所有的灯都是灭的，所有的商店都是关门的，路上没有一个人。放眼望去，哪里最亮哪里就是排队加油的。”赵展描述道。

　　北京

　　送往医院全面体检

　　吴海浪：“医生扫描了半天也没发现异常”

　　在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后的第二天，中国驻日使馆的大巴到达灾区，撤离滞留的华人。

　　16日，本报3名记者乘坐使馆的大巴到达新潟，傍晚飞抵大阪。在大阪，三个人洗了几天来的第一次澡。

　　17日下午4点，3位记者飞回北京，报社将他们送往解放军307医院接受全面体检。“除了衣服、裤子和包都比较脏以外，医生扫描了半天也没发现异常，让回家多洗洗。”吴海浪说。

　　而此时，赵展的母亲已从东北老家赶到北京。在妈妈眼里，他还只是个孩子。本版文/记者尹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