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站位置分布图 据《南方都市报》

　　核能曾被认为是安全和最清洁的能源，现在，日本核事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忧虑。中国进一步重新审视遍布全国的核电计划，所有已经运营、在建和筹建的核电项目均将迎来一次彻底的安全检查。

　　遍布全国的核电项目将迎来安全大检查。

　　目前13个运营核电机组，近30个在建机组和90多个筹建机组即将面临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安全检查，这将涉及数千亿人民币的核电投资。“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正在紧锣密鼓的制订方案，马上启动为期数月的核电大检查。”3月23日，中国核安全监管部门环保部核安全司副司长俞军告诉记者。

　　此前的3月16日，国务院连发5条措辞严厉的规定：立即组织全面安全检查；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要立即停止建设；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俞军说，“国务院会议之后，环保部就立即开始行动，这次排查比较全面，将针对所有已经运营，在建和筹建的项目，而且非常正式，完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来，现在我们正在制定完整的检查方案，聘请核安全专家。”记者获悉，在环保部检查之前，国内核电巨头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已经完成自查。

　　目前国内仅有浙江秦山核电站、广东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以及江苏田湾核电站共13个机组商业化运营。因而三省高层对核安全倍加重视。3月23日当天，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章晨陪同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检查秦山核电站，“用最先进标准和最高要求确保核电绝对安全”。

　　地方核电应急责任不小

　　浙江的核电安全监管可供管窥中国核电安全监管。

　　中国目前实行三级核应急体系：国家、地方和企业。地方如浙江省，核电应急责任不小。

　　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浙江省核应急办办公室主任章晨在对秦山核电站的检查讲话中透露，本次日本核泄漏后，浙江立即进入核应急待命状态。浙江省辐射站紧急启动辐射应急监测程序，24小时应急值班。“全省13个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及全国环保系统首个放射性惰性气体监测系统投入实时监测，每天数次报送数据。应急监测人员赶赴舟山，开展沿海辐射环境巡测工作。”此外，浙江省环保厅还督促核电企业按照国家核安全要求开展自查，研判福岛核电站事故对浙江环境的影响。

　　一旦浙江发生核电事故怎么办？

　　章晨在检查过程中说，“现在浙江省核应急工作基本形成了政府领导、环保牵头、部门参与、场内外协同的应急组织管理体系”。他解释说，浙江省核应急委与各专业组、县核应急委之间，浙江省专业组与县行动组之间，在平时状态下构成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核事故应急状态下转变成指挥与被指挥关系。

　　据其介绍，《浙江省核电厂(基地)核事故场外应急预案》将适用于浙江省核电厂可能发生或发生严重核事故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浙江省军区、各专业组、海盐县、秦山核电都有应急计划。

　　浙江核应急是一个严密的网络，“浙江省、海盐县核应急指挥中心系统；秦山核电基地外围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统；核与辐射医学救援基地；秦山核电基地核事故应急的气象保障网络体系；规划了核应急警力集结点和警力行进(撤离)路线”。

　　此外，“浙江省还储备核应急碘片30万片及一些核应急防护设备；南京军区和省军区共有100多辆洗消车可用于核应急支援”，章晨说，“各级核应急组织开展的各类应急演习累计有近百次。”与此同时，章晨检查秦山时也指出，浙江省核应急也有一些难题。

　　“核应急法规预案、标准、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核应急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核应急队伍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跨省、跨市县的核应急协作机制尚未形成……核电站与地震、海洋、气象等相关部门监测预报系统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等等”。

　　章晨说，“浙江要提升核应急处置能力；各核电站要制订计划，加大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提高核电站安全度，从源头减少进入应急状态的概率；加强辐射机构队伍建设；严格执行核应急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修订完善核应急预案，加强演练培训”。

　　部分地方热情过高？

　　无论是从能源供应、稳定收益还是节能减排方面考虑，核电都被寄予厚望。

　　按照旧版《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按照现在运营，在建和筹建机组数目，到2020年装机容量已超过此数。

　　一位核电专家表示，就在日本核泄漏之前几日，递交全国人大会议讨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还在“犹豫”是否应该将核电规划调整为——— 2020年8000万千瓦。此前，国家能源局负责人也公开表示，7000到8000万千瓦是保守目标。“原来最早说1亿千瓦的规划，调整了好几次”，这位专家说。

　　国家如此，地方政府更是为核电站的选址“打破头”。“重庆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核电站”，重庆发改委的一位人士此前曾表示。

　　一位核电专家表示，一个核电站就是几百亿的投资，税收、就业、GDP，多快好省，地方政府怎么能不热衷？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有13个运营核电机组，近30个在建核电机组，分别是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一期、福建宁德核电站一期、福建福清核电站、广东阳江核电站、浙江方家山核电站、位于北京的中国实验快堆、浙江三门核电站、广东台山核电站、山东海阳核电站和石岛湾核电站等。而筹建中的核电站更是多达90多个。其中一些在中国内陆，甚至靠近当地的饮用水源。如湖北咸宁、湖南桃花江和江西彭泽核电站。而河南积极筹建的南阳核电站，也被指靠近该市主要饮用水源地白河。“这些核电站已经密布中国沿海各省，还有许多直接嵌在内陆。连四川这样刚经历过大地震的地方也曾想建核电站，一旦上了核电站，会不会影响长江？”一位环保人士担忧。

　　他反问，“我们需要在这么多地方建这么多核电站吗？如果一定要建，为什么不能集中些呢？”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此前在一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表示担忧，“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发展核电热情过高、目标过大、动作过快，只计一点，不知全局，不切实际，从而在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都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李干杰当时说，核电现在最大的瓶颈是人才。在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过快扩大核电建设规模，将造成现有人力资源过量稀释和无序流动，既难以满足新建项目人才需求，又影响已开工项目建造质量，其结果是直接影响未来核电厂的运行安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国家核安全局将扩编数倍

　　“这次核事故对全球核电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据我判断，不会影响到中国发展核电的整体战略。” ——— 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

　　日本核电站事故风波未平，中国的核电发展计划正在被重新检视。这会导致某种改变吗？“这次核事故对全球核电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据我判断，不会影响到中国发展核电的整体战略。”在3月24日举行的“2011年低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上，刚刚卸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作此表示。

　　作为国家能源局第一任局长、曾经的全国能源工作“掌门人”，张国宝的表态显然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3月14日，张国宝还在浙江三门核电站考察，并与掌握有福岛核电站全套图纸的三门核电副总经理缪亚平等人一道，对福岛事故成因、堆型、处置及我国核电装置安全性进行了分析。

　　那么，张国宝认为中国核电发展整体战略将保持稳定的底气和依据何在？日本核事故又将给中国的核电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围绕这些问题，3月24日，记者对张国宝进行了采访。

　　“因为空难就不要发展航空了吗？”

　　记者：这次日本核事故，关于要不要发展核电的争论再次掀起高潮，在争论中，你个人的看法是怎样的？

　　张国宝：日本核事故是对人类核电事业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空难事故那么多，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发展航空了？人类在探索海洋过程中，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历史上的沉船事故不胜枚举，但仍有探索者勇敢前行，是他们推动了航海技术的进步；化石能源引起了无数的煤矿事故，至今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仍然有2000多人，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停止煤矿开采，而是吸取教训，改进生产技术，减少牺牲；人类发明了汽车，但是仅仅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就达到80000人，远远多于人类发展核能以来因核事故而死亡的人数。

　　记者：那么你认为，日本核事故对中国的核电发展战略会产生影响吗？

　　张国宝：从历史经验来看，自三厘岛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不少国家发展核电的步伐停滞了，但这些国家的核电研究并没有停下来。日本的核事故再次告诉我们，发展核电安全第一，但我认为，它不会影响到中国发展核电的整体战略，至于定量的具体影响要等到日本核事故结束后才能确定。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知提出的四点要求，那里面的意思很清楚，我本人还在进一步学习和领会。

　　提高核电安全对成本影响不大

　　记者：中国已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有观点认为，过去的几年核电发展突飞猛进，速度有点过快，对此你怎么看？

　　张国宝：我们已经批准建设的有32个机组，已经开工在建的是28个机组，占到全世界在建核电的40%，但是在上世纪美国核电建设的高峰期，同时建设的反应堆曾经达到61个。

　　记者：在核电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二代和三代机型的技术路线之争，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论？如果采用三代机型技术的话，对核电的成本影响有多大？

　　张国宝：不要过多地去争论二代和三代机型技术，二代也好，三代也好，都是人为划分的。整体来看，人类会逐步使用更安全的技术，现在我们该采用哪种技术，我也不便表态。至于说对成本的影响，在提高安全的前提下，影响估计不会很大。

　　国家核安全局加强安全监管力量

　　记者：有研究表明，国外平均每台核电机组的监管需约40人，而我国目前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队伍在编人员只有300人，按目前运行和在建机组算，平均每台仅11人。你认为我国在发展核电过程中是否存在安全监管力量跟不上的问题？

　　张国宝：这个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如果说缺人，哪个部门不缺人？国家能源局也嫌人不够，最重要的是提高我们国家核安全的监管水平。具体多少人是合适的标准，不能过于拘泥人们常说的国外一个机组的监管一定要多少人，最关键的问题是监管水平，每个国家的监管水平不同。中编办已经批准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到2012年其人数从300人增加到1200人。我认为，我们的监管水平与现在的核电发展是相适应的。

　　记者：在核电发展中，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一直引人关注，那么中国的核废料现在有多少？是怎么处理的？

　　张国宝：中国的核废料数量不大，具体有多少，这个数据我不能透露，但我可以说的是，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从处理手段来看，不少国家都是采取储存的手段，我们国家自己建立了一座小规模的核废料处理厂，并投入运营。

　　能源总量控制为何未写入“十二五”规划

　　记者：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里面，并没有出现能源总量控制的内容，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国宝：对能源总量控制，我们曾经积极推动过，但最终“十二五”规划没有采纳。其中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很大，在三产比例中，二产比例比较高，高耗能产业还在持续增长，这就带动了能源消费的高速增长。在过年的五年，每年能源消费增长为1.65亿多吨标煤，如果在“十二五”期间延续这个增速的话，那么五年下来就是8亿多吨标煤，很容易突破我们之前预定的到2015年40亿吨标煤的天花板。如此看来，能源总量控制的难度很大。

　　记者：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提出要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提高到11.4%，那么这一约束性目标会不会像节能减排指标那样分解到各个省市？

　　张国宝：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目标不会分解到各个省，因为每个省的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和潜力不同，像内蒙和山西这样的化石能源大省，难道你非要它发展非化石能源并达到一定比例吗？像有些新能源大省，比如江苏，它自然会多发展非化石能源。这个目标的完成主要依靠在国家层面的能源布局，而不会像节能、减排、减碳这三个约束性指标那样从中央分解到地方。 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