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3月30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财经早报》报道，在距离房地产调控目标公布大限即将来临的这几天里，一线城市一直坚持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出台。那些已经揭晓“谜底”的城市，它们的“控制目标”也引发争议。

　　跟踪40多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除了北京外，可以发现没有一个“降”字。这些城市普遍“描述”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涨幅大都在10%左右。

　　可以说这样的“限价令”让城市居民感到失望，这让人怀疑部分地方缺乏调控房价的诚意。人们害怕调控政策最终成为了地方房价上涨的“合理依据”。

　　对此，住建部特意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要在本地区内听取社会的意见，使各地调控目标的制定科学合理，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已经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城市，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听取社会的意见，并且根据听取意见的情况，酌情调整已经发布的调控目标。通知还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督促所辖各城市做好上述工作。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说：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照系时避重就轻、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如果一些地方房价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仍然制定了太过宽松的目标，这实际上不利于地产市场调控；有些地方政府担心被问责，定出高目标，这种心理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发现，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部分城市，今年以来房价已经有了较大涨幅。以沈阳为例，今年前两个月均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0.6%。同期西安房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3%。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表示，本是“控制目标”，却成为“涨价标准”，并且各地制定目标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这会加剧市场上关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让“国八条”的调控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国八条”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是记者发现，各地的“控制目标”，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很少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的。

　　在三大标准中，为何独独缺少了“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些地方“选择性遗漏”？还是居民支付能力无足轻重？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GDP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但是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需要动用许多资源、建立衡量标准体系。

　　另外，各地采用的基数也不相同。比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而兰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准。

　　陈国强说，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内。而保障房价格很低，能够拉低住房整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商品房的涨价空间就会大幅增加。政府控制房价的绩效就失去了意义。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戏”，还要防止地方“控制目标”成为“数字游戏”。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要警惕一些地方“限制中心城区”新盘上市，甚至冻结新盘价格等只图避过风头的做法。他比喻说，这就像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直接拉闸限电。

　　对于这些问题，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表示，按照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量体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选择性失明”的可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总负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上海市民刘险峰对记者说，“问责官员”并不是新鲜词，但是为何很少出现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官员和部门“问责”的先例？“问责”不光关系到百姓对政策实施的信心，还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

　　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说：问责不能浮于表面。在新一轮房价调控中，有关部门应制定详细的问责机制。只有将“问责制”落实，才能避免调控措施被“架空”。

　　还有专家表示：楼市调控不能把眼光全部盯着房价。从长远看，更关键的是切实改善供给结构、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