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南京

　　11点30分，开饭时间到了。刘起釪坐在床沿上，胸前挂着一块油污斑驳得泛黑的黄围裙，有一勺没一勺地从饭盆里舀面条吃。手是哆哆嗦嗦的，两条细麻杆儿一样枯瘦的腿，从一只高一只低的裤脚里露了出来。

　　“原来不喜欢交流，登了报以后，领导都看得起他，就喜欢交流了。”护工毛志芳翘起一截拇指来，在边上演示着老头对于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反应，“他说，‘每个地方的领导都来看我，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说明看得起他啊，把他当个人啊，是挺高兴的。”

　　护工的大声议论，不起任何干碍。已经失聪了的历史学家，低着头，专注于面前那盆面条。有时候，食物会掉落到衣服或床单上。世人不识金镶玉，遂致草莽一生。这个寂寂无闻、眼见就要把冷板凳坐到底的学术人，在他行将归泉的晚年，不期然竟获得了社会的无比诧异的正视与同情，转眼间便珠玉重光、名声大噪了。

　　“他已经得到社会、政府的关心，”解放军理工大学中心门诊部康复中心的主任吴章其说，“有关领导都来看过他，半个月以前，南京鼓楼医院等几家医院的医生组织过一次会诊。领导讲要给他提高待遇啊。”

　　94岁的刘起釪，早年追随史学大家顾颉刚左右，独擅《尚书》研究。在康复中心的满室老羸残障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大人物，一时间，慕名而来的瞻谒者比肩接踵。焦点所在，小小一个病房，凉热为之一换。

　　“他的事情，敲响了我们国家文化科学界的一记警钟。我看到是既辛酸又高兴，辛酸的是这样的人在过去没有被重视，非要揭露出来才重视。”刘起釪的旧同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蔡鸿源说，“但现在重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他是国家人才啊”

　　刘起釪原来住在一个两人间。领导次第前来探望，可谓殷切备至，嘱咐康复中心方面要给予与他地位相称的一些安排与照顾。除了伙食大为改善，居住条件也随之变动，老头迅速被安顿进单人间。

　　刘起釪是2006年被送入这个康复中心的。老头的单位和身份，吴章其他们一早就知道。2007年过90岁生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几位领导专程赶到南京给他祝寿，当时吴章其还和老先生等人一道照了相。然而对于老头的具体学术背景及其地位，则一概不甚了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学部委员就只能委身相就了。

　　“不知道他是个名人，做出过什么贡献。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能按正常条件来提供护理，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的。你出多少钱，我们就给你多少东西。除非子女跟我们讲，要住高干病房，那我们就让你住高干病房。”

　　隔行如隔山，虽迎面而不能相识，并不奇怪。不要说外人，即使在中国社科院内部，也不是人人都那么对刘起釪高山仰止。1980年代末，老头就坐上了国内外尚书学研究头把交椅，却也没有闻达多少。

　　“十三经来讲，《尚书》最难，大家对这个也不研究。在我们本所也是这样，你去问我们所里的人，他们不觉得刘起釪怎么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说，“国外请他出去讲学，但在我们社科院内部并不重视，觉得你不过就是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而已。”

　　这完全是他自找。

　　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任编研组副组长的刘起釪，已跻身全处业务第一把手的位置，然而在老师顾颉刚的召唤下，慨然放弃了一应高级知识分子待遇，请调北京从事《尚书》整理工作。不治显学，改烧冷灶，就难免遗珠之憾了。

　　在当时的时势格局中，徒具文名的顾颉刚不过只是一介无足轻重的边缘名士，左右不了任何关节。为了追随他，刘起釪可谓苦头吃尽。编制一直进不到社科院，数番波折，只好暂寄中华书局。此后的19年里，刘在北京是居无定所、潦倒一身，除了几块工资，所有待遇因单位变动而剥除，《尚书》整理工作亦多受境遇烦扰，几近停滞。

　　直到顾颉刚去世，刘起釪由助手一跃而独挑《尚书》研究大梁，在时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关照下，才得以住进劲松一套使用面积只有50平方米的旧宿舍。那也真是门第寒微，因为处于楼房底层，光线不好，特别阴凉，就是平常日子，也要比别人多穿几层。在那里面做学问，一熬就是20年。

　　学术地位上的不彰，连带着物质保障也被拖累。20年后，连一个博士生导师都没有评上。本来可以享受领导特批的位于紫竹院的一套4室1厅改善居住空间，结果也遭人拦截。

　　“感觉这个人，有时候倒霉吧，就是从起点倒霉到终点。”与刘起釪往来17年的吴锐说，“老实人肯定吃亏。按他的资历，房子那么差，如果找社科院闹，他也能分到房。很明显，我们社科院房子并不紧张。他这么老实，不找人反映，不找人闹，那就一辈子倒霉。”

　　2004年，刘起釪将劲松的房产一卖了之，归奔南京，可是女、婿皆病，老来无依，只得转入收费廉价、条件一般的康复中心作最后寄身。这个地方，一年平均要去世三四十个人，住的又都是一些没有办法自理生活的病患。这种环境，对人颇具恶性刺激。2007年，刘起釪因为突发应激性溃疡，差一点儿就撒手人寰了。院方是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将他抢救下来。

　　“因为各级领导的关心，争取到一个好的疗养院去，可能医疗费要北京市卫生局批准报销，否则我们也住不起啊。”刘起釪的女儿刘晓瑜说，“现在医院(康复中心)的条件也改善很多了，暂时先稳定在这儿，天气暖和了，再看究竟落在哪里。”

　　意向中的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条件过于高级了，光床位费就要8000多元，刘晓瑜合计了一下，还要请专门的护工随侍，光靠老头那点儿工资似嫌不够。刘起釪退休的时候，是四级研究员，后来论资排辈，于高龄之年评得了一个荣誉学部委员头衔，合计下来，一个月也有6000多。在舆论对老头的处境多般关切之下，社科院方面又提出每月增加3000元。除此之外，前去拜望“山门”的各色外人，也都要借机会表表心意。迎来送往的，连康复中心的护工们都在口口相传，老头眼下是不差钱的。

　　“一般领导来，空手不好啊，有的买东西，有的就给钱，不给不好。第一次，是南京一个头头来，给了5000块钱，第二次也是个头头，又给了5000。有天晚上7点多，来了4个人，给了3100块。昨天北京单位里的人来了，又给了1万块钱。钱不缺，是领导的心意了。”毛志芳说，“他是国家人才啊，国家人才怎么不关照他呢？上级的领导尊重他，就来看他，不然人家不来看他的。”

　　“他留恋的还是这门学问”

　　老头还想回呆了42年的北京。

　　“我的工作岗位在北京，我当然想回北京。”他并不认可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限在自己身上也适用，当旁人告诉他早到了退休年龄，他睁大眼睛，一本正经地开出个纸条，“你们国家规定60岁就退休，我们国家对90多岁的刘起釪仍然在职，没有退休。”

　　“做学问的人，是不知道退休不退休这回事的，”蔡鸿源说，“他留恋的还是这门学问，想继续做。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

　　蔡鸿源1958年分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南京史料整理处工作，与刘起釪共事4年。后来刘调北京，疏于联系。前些时候得知他进了康复中心，处境寒碜，便约了几个老同事一起去看望。刘起釪向他们说起自己的心愿，其间着重提及已经断掉的《尚书》研究如何维系一事。

　　“这个人我知道，生活方面不是他的目标，并不那么好花钱，要奢华。而是他的事业，如何维持发展，后继有人。他那天也跟我们讲，写的书现在已经出了一些了，但还有一些没出，很关心。我们几个同志也谈过，如果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把身体养好，从国内挑一些有水平的人跟着他，还是可以的，我看三五年他是能坚持下来的。”

　　南京本地一位民营企业家，闻知刘起釪其人，主动提出要做他的孙子，把他迁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奉养。蔡鸿源比较认同这个主张。但在康复中心的医务人员看来，这有一点异想天开。老头现在患有一种间歇性的痴呆，很多人抱着“尚能饭否”的期许去接近他，结果都落了空。

　　“原来还有一些人想和他在学问上套一点东西出来，挖掘一些史学上的东西，没有了，不知道。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好多东西不把它当回事，现在没有了，珍贵起来了。”医生说，“他这个研究，可能也就是个冷门。现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个专业也没人重视，哪个学生还去学？学出来连饭碗都找不到。”

　　当年协助顾颉刚整理《尚书》，这本就是一件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顾颉刚座下一众弟子，除了1970年谢世的何定生，刘起釪是唯一一位专攻《尚书》的。顾颉刚曾说，“整理《尚书》不是一件可以急见功效的事。”1960年到1964年，身体孱弱的顾竭尽全力写出40万字的《尚书大诰译证》，才将周书中短短一篇600字的《大诰》讲明白了。垂暮之年，《尚书》28篇要依此全部做完，只能再觅接棒者。刘起釪名为助手，跟他17年专务此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有其目的的训练，由他渐渐做成主干，最后接了衣钵。冷板凳从此一坐经年。

　　“你搞的本来就是个专门的东西，如果国家不提出表彰，是没有人知道的。”已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退休的王煦华说，“是冷板凳，但你要敢于坐冷板凳，不敢于坐冷板凳，你不要去做学问。”

　　王煦华与刘起釪同为顾颉刚的学生，又同是在顾颉刚的晚年学术上起了臂膀作用的唯一两位专职助手。刘和王二人，当年各有分工，刘一门心思负责与顾颉刚合作《尚书》整理，其他事务一概交由王负责打理。

　　“这个研究是有意义的。假如社会上没有这批人的话，我们的文化怎么传承下去？科学研究和吃饭问题是两回事。”王说，“很多搞古代史的，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它有学术价值，不能跟一般的经济价值比。”

　　1978年，王煦华负责为87岁的顾颉刚编订了一份为期3年、5年和8年的分阶段学术工作规划，《尚书》整理在这三个阶段里均被列为首项，分别为：指导刘起釪完成《尚书》今文28篇的校释译论简稿、对《尚书》中一些专题进行系统研究以及从事伪古文25篇的疏证工作。岂料计划甫立，不过一年，顾即突发脑溢血去世。入京之始就在顾指导下着手校释译论工作的刘起釪，只得独力将第一项规划做完。1999年，这部170万字的研究终于截稿。

　　“搞得很疲劳，手写稿一堆，反复地改。出版社送来的校样，我要核对，出第一个校样，我校了5年。”义务帮忙的吴锐说，“他是没有任何资源的一个人，很少有人到他家去，真是门可罗雀。我和他很熟，找不到别人，就找我干了。”

　　为这一部书，刘起釪就耗失了后半生。然而这只不过是延承了前人宏大遗愿之盈尺微末。若要将不足2万字的一部《尚书》穷究通透，按顾颉刚此前的预估，不达千万字实难以了结。

　　“顾先生很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刘先生做下来也就百万字，”王煦华说，“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有好多问题不好解决。”

　　顾颉刚去世前，把他的积稿及大部分书籍都交给了王煦华管理。刘、王二位师兄弟，年差12岁，走的学术路子虽大异其趣，互有分野，但毕生所致力的目标却是同秉师命性质趋同的。王师弟尽管抱病于身，还在继续为他们的老师整理积稿，陆续出版印行，以便达成顾颉刚以馈来者的嘱托。而他那位更为风烛残年的刘师兄，孤卧老人院，后续规划如何完成，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学术上后继无人，这就说明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才致如此。”刘师兄在他较为清醒的时候，犹有几分英心未退，“那就管它呢！不要管它吧。我自己努力做出成就，一切麻烦都解决了。”

　　“如果人生重来”

　　舆论介入之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要求吴锐去清点一下老头手里还有多少没有拿出来的东西。吴锐估数了一下，约有200来万字之多。单位要他负责整理，他又不愿意，觉得整理这个非但没有成果，而且一二百万字就得占掉10年8年时间，到时他也该退休了。盘算一遍，他建议全部捐出去。

　　“整理出来又被盗版，还不如捐出去。我就推荐山东大学，他们也有研究的人，大学的经费多，有保证，也同情刘先生。”

　　不像顾颉刚那样桃李满门星月交辉，刘起釪一辈子都是孤家寡人。以前他设想过效法自己的老师，也招一两位助手在身边。但是碍于一些原因，单位未予办理。

　　“人家是不愿意当助手的。顾先生那时候，所里面就没有一个人做他助手。顾先生受尊重，是上面尊重，他又是知名学者，又是统战对象，要助手，可以直接写信给中央领导。”王煦华说，“其他的人，有助手也不是正式的助手，不可能行政上指派助手的。”

　　因而凡作研究，刘起釪一律自己单干。在写作《尚书校释译论》过程中，相隔40年不在一处生活的女儿，也派上了用场。逢假期或到北京出差，刘晓瑜去看他，有需要也帮着做点事务性的工作。

　　“我就用电脑帮他打吧。他的《尚书校释译论》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用电脑打出来的。那之后我再也没碰过电脑。”

　　刘起釪也有传统文化人的那一份清高和酸劲。也许是因为求而不能得的失望，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述及诸种不如意处，自谓这是不屑于去“求田问舍”的“刘郎才气”。所以单枪匹马20年，他也不主动去找什么项目经费，以至于到了最后连项目经费怎么运作都有些搞不清楚了。

　　2000年，在《尚书校释译论》确定出版的时候，王煦华知道中央统战部下面设有一笔华夏英才专项基金，恰好他们又都是九三学社的会员，就借助民主党派的便利替他申请了4万块钱。王煦华向刘起釪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刘有点茫茫然。

　　“他说这个钱怎么不给他，我说这个是不归本人的，就直接划给出版社的。”

　　“刘郎才气”不中吃不中穿，当然也不能让他强项一生，从不低头。顾颉刚去世之后，有一次，讨论到后续研究的署名事宜，继续挑担子的刘起釪和本就不睦的师母张静秋吵翻了。犟强劲儿一上来，刘当即扬言今后搞研究不再用老师的材料，要自力更生另起炉灶。顾氏遗下的东西差不多就都交给了王煦华。没有这些材料，做起《尚书》研究来还真是有些步履难艰，赌气归赌气，还得要把身段放将下来。

　　“他写个条子，叫女儿过来借，你离不开的。搜集材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要是不给，那他就苦了，更困难。”王煦华说，“能够帮助就帮助一下，他和顾先生一起合作，毕竟做了那么多年，能够完成，终归是有益的。”

　　在王煦华看起来，刘起釪有那么一些迂、有那么一些想不通。然而在署名这个问题上，他最后还是慢慢想通了。2004年《尚书校释译论》面世，刘起釪将老师的名字列在了自己的前面，联合署名，以示未辱先师。

　　为了写这部皇皇之作，刘起釪有5年时间闭门谢客、息交绝游，没日没夜地赶工，“写困了倒头就睡，睡醒来立即就写”。

　　人生一世，各有所嗜，时间一久，不免成其癖性。与刘起釪过从较近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做学问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学术的止息，思维的停顿，则近似于生命上的衰竭。如此一来，他也就落了个痴呆。

　　“当时他的精神萎蘼不振，我们去了以后，有人说话了，脸上笑容就出来了，第一次笑。”蔡鸿源说，“一沟通，心情一舒畅，头脑一开朗，人的身体就很好。”

　　在这种开放接触与交流中，护工毛志芳通过一些细节发现，老头的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最初有人来探望，和人笔谈，老头的手抖个不停，字也写得不好，频次一增加，手慢慢就不抖了。有时护工阻止他长时间写字，就会把老头惹急。

　　“人不走，他不睡。我叫他休息，不要写了。他发火了，‘我的朋友来了，我的领导来了，你为什么要阻挡我？’”

　　一如盛年时的风格，病卧闾巷的刘起釪，浑身“迂气”依旧，言必称要不虚此生于国家与民族，以及自己为此如何一生无悔。

　　“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才情及尽可能争取到的条件，努力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工作。我经过一生努力及师友群众的帮助，还能看得懂中国六七千年来所有圣贤才俊之士积淀下来的美好的文化成果，作为先民的子孙，自然有逃避不了的责任，也该努力争取做出像先贤一样的美好文化成果才对，否则是不称职的后代子孙，对不起列祖列宗。”

　　访问结束，他坚持要起身相送。背是佝偻了，走上几步，看到垫在胯裆下用以接御失禁便溺的那只白色塑料袋露了部分出来，他这就停了下来，拿手往里面掖一掖。老朽了，纵是怀抱犹存，终究不过一抹晚照。

　　“我只是一生想努力赶工作，只要提供机会，给我好的工作条件，让我天天干工作，我就满意了……如果人生重来，我该做学术工作，就会仍然做学术工作，不会另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