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鲁迅之风的儒将孙克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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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翻拍、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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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骥将军的家整洁而明快，书房的墙上，依旧悬挂着那幅有着鲁迅先生画像和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轴画，书桌上，雕像里的屈原仍在目光炯炯地握卷思考。它们以将军生前最爱的姿态，静静地打量着不再有其身影的书房。“我想他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到书房，看看他生前最喜爱的字，有时候，就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我们依旧肩并肩地站在一起。”88岁的束颖坐在沙发上，腰背挺得很直。回忆起丈夫孙克骥，她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哪怕是微小的细节，她都能娓娓道来。□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孩提时代见识革命“火种”
文章被称“有鲁迅之风”
上世纪20年代，出身书香门第的孙克骥跟随母亲前往北京投靠姨妈，并进入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此时，正是军阀割据混战之际，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反应尤其激烈。小小年纪的孙克骥也正处在风浪的边缘。
孙克骥的七舅是中共党员，姨妈的家就成了在京求学进步同乡的据点。他们经常聚在这里开会。每当他们来的时候，孙克骥一边喊着叔叔伯伯，一边就自动地成为“哨兵”——和姨妈在外面放哨，有人来了，就敲敲玻璃窗。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列强的不合理要求。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这其中就包括经常来孙克骥姨妈家开会的两位叔伯。另一位常来的吴叔叔受了伤，浑身是血地跑到家里来换衣服以躲避追捕。而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范士荣的学生，也在此惨案中牺牲。师大礼堂展览了他的血衣，出丧时，师大、附中、附小的学生都列队为他送行。10岁的孙克骥站在队伍中间，似懂非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犹如看到一颗正在燃烧的火种。
孙克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正规的教育，这为他参加革命担任宣传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条件。他酷爱写文章，笔耕不辍，在革命年代里，用文章来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文风老到，谈问题一针见血，曾担任我国第三任外交部部长的姬鹏飞总说：“孙能写文章，颇有鲁迅之风。”
不过，孙克骥可不单单“纸上谈兵”，解放前夕，他深入敌后，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已经成为地下工作的经典。
一波三折深入虎穴，成功策反林遵起义
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孙克骥接到一个新任务——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之所以成为策反林遵的最佳人选，是因为孙克骥和林遵同是福建人，可利用同乡关系进行工作；在抗日战争以前，曾在白区工作过，有白区工作经验；有部队工作经验，可以在政治上、军事上协助林遵组织起义。
按照同林遵的商定，我方人员到镇江后，无论谁同林遵接头，一律化名李治平、以林遵同乡、少年好友的名义，写一封信，到镇江迎江路82号找林遵，就可以接上头。
到镇江后，孙克骥和联络人员按原定地点去找林遵，迎江路很快就找到了，但是却根本找不到82号。怎么办？他俩走进一家饭店吃饭，看到了当天的报纸，头条新闻是：“丁治磐主席与林遵司令联袂赴前线巡视沿江防务。”林遵不在镇江！
几天之后，从报上得到林遵回到镇江的消息，孙克骥赶到海军码头，码头上有几个国民党兵用福建话闲聊。孙克骥凑上去同他们拉同乡关系。他们问孙克骥找谁，孙克骥说想找林遵司令谋个差事。他们说：“你等等，过会儿交通艇过来，你乘交通艇去，林司令在惠安舰上。”
交通艇把孙克骥送上惠安舰，出来接待孙克骥的是一位少校军官。孙克骥把以李治平名义写的一封信交他转达林遵。
等了好一会，有人出来对孙克骥说：“林司令说，不认识李治平，很对不起，他不能见你。”随即叫交通艇送孙克骥上岸。
后来才知道，林遵的身边有蒋介石的耳目桂永清，桂永清又安插了许多人在林遵身边，见了李治平的信，林遵怕有不测，又不便解释，所以才礼送孙克骥下舰。
如何才能与林遵具体商量起义之事？这时，孙克骥想到了久未联系的姑表兄邵仑。邵仑和林遵一样，曾留学英国，如今是中校舰长，与林遵私交密切。孙克骥找到邵仑，经过长谈，邵仑决定在中间穿针引线。经过邵仑间接同林遵商谈，结果是：林遵起义的时机选择在我军渡江之时，起义时，我方军事代表可以上舰来，协助组织起义。
按照协议，孙克骥决定留在邵仑的舰上，一旦起义，就可以随时登上惠安号，协助林遵。但在邵仑舰上住了两晚后，4月20日，孙克骥引起了桂永清耳目的怀疑和盘问。孙克骥不得不于当天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第二天，渡江战役打响。4月23日，林遵在南京宣布起义。
“以往部队起义都要加入战斗，但林遵之前提出了起义的一个条件，就是渡江之时，他的舰队靠边不参加战斗。我方接受了这个条件。”束颖说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工作繁忙无法顾及
俩孩子随外婆辗转各地九死一生
束颖认识孙克骥的时候，刚刚18岁。那是1941年，孙克骥成为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宣传科科长，而束颖是政治部服务团的团员。在工作中，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在慢慢靠近，两年之后，爱情水到渠成，他俩结为伉俪，从此同生死共患难，相伴一生。
“孙克骥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我的老母亲对此深有感触。”束颖拿起丈夫的照片，细细地端详了一下，告诉记者，有一次，孙克骥给岳母送鸡汤，见汤里的油太重，怕不常吃荤的岳母肠胃不好消化，就用草纸将上面的那层浮油刮了去。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为人父母了，才知道对子女安危的担忧与恐惧远远高于自己面对战争。克骥和我都是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经常跟着部队辗转各地，无暇照顾孩子，我的老母亲就承担了这个责任。愧疚啊，对孩子，对老人。”束颖感慨万千。她介绍说，战争年代，部队要打仗，不得不将家属和孩子留在群众家里，当时称作“打埋伏”。有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当地群众就将她们祖孙俩送到离村子很远的草垛里躲起来，隔着几天给她们送点吃的。要知道，那时的战斗很残酷，有的女同志背着孩子过封锁线，怕孩子哭叫暴露了行踪，不得不将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等过了封锁线要给孩子喂奶时，才发现孩子已经闷死了。“当时就想，我们那孩子怕也是活不成了。伤心啊，我和克骥难过啊。”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孙克骥夫妇回到了原驻地，惊喜地发现，孩子不仅活着，而且牙牙学语了。
这一年，束颖和孙克骥的第二个孩子也出世了。又一年后，解放战争开始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家属都惨无人道地加以杀害。因此，部队决定将家属都撤往山东解放区。束颖那缠过小脚的老母亲就带着只有三岁和两岁的俩孩子，跋山涉水，到了山东。谁知，刚到山东，国民党的部队又跟过去了，她们只好漂洋过海地撤到东北辽东半岛，但又赶上国民党军队向南满地区大举进攻，她们又不得不撤往长白山区。“长白山区气温长期在摄氏零下30多度，许多年轻的护送战士都冻饿而死，我那一老两小的亲人啊，怎么能扛得住？那时，音讯全无啊，我们两口子心都空了啊，好几批人出去找都无功而返。”两年了，得不到老人和孩子的任何消息，就在孙克骥夫妇绝望时，1948年，老太太竟带着两个孩子辗转返回了部队。
“两个孩子哦，一头一脸的冻疮，我家老大至今脸上都有疤痕，那是给她把脸上的冻疮挖掉时留下的。唉，九死一生啊。多亏了我那老母亲啊，她也是一个刚强的女战士啊！”
特殊时期乐观依旧
价值千万字画无偿捐赠国家
“文革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克骥和我都被隔离审查，我们不能相见，我只知道他在不断地被批斗，扣在他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后来才知道他受了许多的罪。”束颖回忆说，被关押的时间里，孙克骥每天干繁重的体力活，还经常被看管人员故意刁难。一次，看管人员故意赶着牛追他，牛角顶到他的腿上，鲜血淋漓。还有一次，一锅稀饭将他腿上的皮都烫掉了，也被禁止医治。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孙克骥一有时间就学习，做读书卡片。他的女儿孙聿回忆说，子女们每次去探望被隔离的父亲，都会带上父亲爱看的书。父亲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愁容，十分乐观，那低矮阴暗的隔离室里常常传出父亲爽朗的笑声。而这些，则消除了孩子们被沦为黑帮子女而对今后命运产生的恐惧，在精神上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孙克骥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历史和文学，并酷爱字画。“我们一大家子上街，都是兵分两路。我和孩子逛商场，他自个儿去书店买书。”而家里的字画，一部分是家世传承，一部分是自己收藏。2002年，孙克骥将自己一生珍藏的董其昌、郑板桥、吴昌硕、沙孟海、舒同等共88幅价值上千万元的名人字画，全部无偿捐给了福建省美术馆。“克骥告诉孩子们，这些字画带不走，但也不能留给你们，它属于国家，把它们捐给国家是最好的办法。”福建美术馆为此奖励孙克骥25万元，他将其全部捐给了学校，分文不留。
■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孙克骥（1917-2005年）：出生于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闽浙赣特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苏浙军区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海军政治办公厅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广州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总参警备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曾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