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5月1日电(记者 周蕊、龚瀛琦、许晓青)外企女职员长期加班、因病去世，风华正茂的民营企业家接连猝死……在又一个“五一”劳动节来临前夕，“过劳”成为公众视野的热门关键词。

　　有专家分析，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持续加速发展，劳动者正处于一个“累时代”。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看，当人均GDP从1万美元向2万美元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感受“最累”。这一阶段，往往也是产业升级、城市转型、企业扩张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的过程。但即使如此，人们仍不禁要反思在城市快节奏工作的背后，是什么让劳动者不堪承受之“重”？

　　大城市白领“过劳”成常态

　　如今，工作负担重、现实压力大、健康被透支……大城市白领的“过劳”症状日益成为常态。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中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更是接近六成。

　　专家指出，“过劳”症状在身体状况、工作时间以及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大致包括以下一些状况。

　　——身体亚健康。“身边的同事们多多少少身体都有些小毛病，处于亚健康。我被分在一个相对清闲的项目组，但在忙季的时候，周末加班、工作日上班到凌晨是常有的事。”上海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员巢威说。

　　——24小时待命。“每次下班时间听到手机铃声或者短信铃声响起来，我就头皮发麻，怕有突发事件，又要加班。”在地方媒体工作的杨凌说。

　　——没有周末。从事跨国企业咨询事务的卫安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周末”的概念了。“因为要做项目，老板、同事都在加班，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钟睡，要是实在太困了就先睡一会儿，四五点钟起来工作，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办公室“安家”。证券公司“金领”裘力透露，他曾一周连续工作100个小时，“忙起来恨不得连睡觉都在办公室里解决，就算是通宵到早上6点才离开公司，9点一样还是要精神奕奕地打卡进门，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性格“职业化”。小学教师陆宁宁说：“现在的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家人说我上班后变得性格‘职业化’，工作时间以外也特别喜欢教训人，后来发现自己真有对人喋喋不休的‘说教’习惯，好像‘职业病’。”

　　劳动者健康自我管理存在误区

　　众多专家认为，除了劳动法律法规需不断完善外，最近的过劳话题热，也暴露出劳动者对健康的自我管理存在误区。

　　调查显示，尽管年轻白领对自我健康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但“只说不做”的人居多，真正将健康放到第一位的人并不多。

　　新华网发展论坛近日发起的调查“年轻人玩命挣钱到底值不值”显示，近75%的受访者认为“没健康这个前面的1，后面再多0都白搭”，但也有超过20%的受访者认同“趁年轻身体好，多挣点！”的做法。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指出，一些年轻人熬夜加班的积极性高，这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现阶段国情有关，但与此同时，年青一代的健康自我管理意识十分薄弱，且缺乏合理的减压方式和途径。“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换钱，年长了用钱换健康”这样的观念是不值得提倡的，“对于年轻人而言，还是要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一辈子的事。”

　　“放不下追求‘高收入’这根指挥棒，往往成为大城市白领过劳的主因之一。”顾骏分析，许多人用自己的职业目标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其实是本末倒置，忘记了自己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拼命工作是为了什么。还有一些白领用买奢侈品来犒劳自己辛苦加班，这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与其通过这种方式减压，不如去亲近大自然，不要总是把目光放在收入上。

　　值得反思的是，还有一些白领迫于同事间的竞争压力，不得不“装忙”，导致“被过劳”。一项调查显示，在12000多名被调查者中，86.1%的人承认自己会在工作中“装忙”，其中15.9%的人“经常装忙”。“做项目往往都是团队作业，即便自己已经做完了手头的活，如果别人还没有做完那就只能一起加班耗着。”审计员巢威说。

　　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组委会日前公布了“中国十大健康透支行业名单”，前三名分别是制造业、金融业、教育业。而健康透支的结果是，近七成人时常感觉疲劳、五成人从不锻炼，五成人每年体检一次、三成人从不体检。一系列数据为劳动者的健康敲响警钟。

　　健康促进领域专家、国际职业卫生协会理事傅华提出，长期过度劳累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造成免疫能力低下，严重的可能引发心理上的疾病，例如抑郁症。“长期过劳最终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隐性缺勤，‘出工不出力’，无论是对于个体健康还是企业来说，都不是良性循环。”

　　让“过劳”维权有法可依

　　针对近来多则“过劳”新闻所引发的热议，专家提出，应细化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条文，提出休息权、加班权、报酬权和劳动条件的界定等概念，使劳方保障自身的休息权益，有法可依。

　　“让‘过劳’维权的界定有法可依是基础工作。”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说，“不少公司以‘综合工时制’为借口安排职工加班，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等方式。但在综合计算工时周期内，劳动者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犇建议，劳动监管部门应对采取“综合工时制”计算加班工时的企业严格把关。“个别企业一年中忙季和淡季工作量相差悬殊，这样连续几个月让劳动者高强度动作是不合理的。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对于超过季度的申请时限(例如半年或者一年)，慎之又慎。”

　　另一些专家建议，不仅需要细化法律条文、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还需企业营造科学的休息观念和文化。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若山认为，对员工而言，没有合理休息的工作便很难被称之为幸福的工作。从这一点上说，企业和劳动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应把维权的压力一味地加在劳动者的身上，企业本身的责任更大。

　　专家指出，除了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培养外，目前一些企业实行所谓无底线的“末位淘汰制”等考核手段，也对青年就业形成巨大压力，令不少人甘愿加班，导致过劳。

　　李若山分析，“企业应该营造一种健康的幸福的企业文化，不仅关注企业效益，还要关注员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如果不能在软环境上‘下工夫’，长期看来，只会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