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萝卜寨，羌族老太太开心地笑着。

克枯小学里，同学们利用课间时间跳绳。

　　八考：心理援建    题解

　　从映秀到汶川县城的路上，岷江两岸高山的累累伤痕，渐渐被青草覆盖。

　　3年前，“5·12”大地震让失去家园和亲情的灾区群众的心理遭受重创，受灾群众的心理就像不时发生的余震，在悲痛中煎熬。

　　2009年，中国科学院对汶川地震灾区居民心理的研究显示，超过70%的灾后幸存者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种经历重大灾难后产生的焦虑、麻痹、自闭等心理疾病。

　　“日子总得往前看”“有房有商店，生活安稳就好”、“为了生活，我也得坚持”……历经3年的拯救，从灾难中走出来的灾区群众，心理变得更加成熟稳健，他们不仅坚强、达观，而且还充满自信。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精神的救赎？灾区群众的回答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汇：援建。

　　数据

　　7成：2009年，中国科学院一项针对汶川地震灾区居民心理援助的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地震灾区常见的心理疾病，临床应激障碍症状的发生率超过7成。

　　1.82万：卫生部出台《2010年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管理方案》称，汶川地震灾区将对1.82万高危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等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将为7100名省、地、县级参加地震救灾工作的干部，提供心理保健和沟通技巧培训，对3050名存在高危因素的救灾干部进行心理减压疏导和干预。

　　3.5万：截至2010年12月，广东社工志愿者在汶川共组织大型志愿活动32次，开展社区爱心义演15次，共服务35000余人次。

　　“这里是漩口中学遗址，在大地震中，43名学生、8名教师、2名职工、2名家属不幸遇难，地震发生的时候，山那边传来‘轰隆’声响，然后是剧烈晃动，我当时趴在地上向外爬，剧烈震动后，我们马上跑去学校救孩子……”

　　在映秀镇漩口中学遗址门口，一名身穿羌族衣服、头戴扩音话筒、腰系小音响的“免费导游”，让来往的游客格外关注，她叫何艳，地震前是当地一个普通农民。

　　从农民到“导游”，从回避震殇到主动讲述，与何艳一样，3年来，一度在悲伤中煎熬的灾区人民，慢慢学会了坦然面对。

　　伤愈 从茫然无助到憧憬未来

　　从灾难中走过来的灾区群众，心灵变得更加成熟稳健，他们更加坚强、自信、达观，甚至还充满感恩

　　每每向游客讲起地震发生的情景，何艳的眼角总要泛起回忆的泪花。

　　“一天都要哭好几次。”何艳说，“5·12”大地震中，她家房子全部倒塌，支撑全家的洗车店也全毁了，“当时心里真是一片茫然，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一无所有的时候，家人成了她唯一的牵挂。在何艳家里，除了丈夫刘先生外，上有年近八旬的老母，下有读幼儿园的小孩。尤其是孩子，她格外珍爱，地震发生后，她从映秀步行到都江堰，在废墟中有幸找回当时正在读幼儿园的小孩。

　　亲情的力量让她在灾难面前变得坚强。“老实说，讲这些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为了生活，我也得坚持。”

　　灾难发生的时候，亲人的相互支持，是心灵最好的安抚剂。然而，在地震中失去亲情的人，心灵的愈合则遭遇了更大的挑战。

　　“日子总得往前看。”时常思念亲人的“映秀好人”杨云青感慨，一切从零起步，生活还得继续。

　　地震之前，杨云青家开了个小卖部、2个沙场、1个农家乐，家里还有2辆吊车，总资产超过200万。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他一贫如洗，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老伴在路上被一块巨石砸中，他和兄妹共4家人，有10人在地震中离去。

　　痛定思痛，老杨化悲痛为力量。地震发生后，他配合山东和上海的消防官兵，一起参与生死大救援。

　　如今，老杨在渔子溪岸边重新开起了“震中饭店”。饭店开张时，北京一位记者专门寄来老杨参与地震救援的照片。老杨把照片和另外3顶消防官兵赠送的帽子一同挂在墙上。

　　“总不能停留在悲痛之中。”老杨说完，又开起了修理好的吊车，帮灾区群众完成新家的装修工作。

　　“大家的心理阴影现在基本没有了。”汶川县克枯乡大寺村村支部书记王国勤对于灾区人民的心理变迁，有着深刻的感触。“地震发生后，我们一度在安置点内，每天都不怎么说话，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是一种茫然无助的眼神。”王国勤说，“但现在群众心里更多是对未来的憧憬。”

　　融冰 用行动温暖受创心灵

　　心理问题极其敏感，如果弥补得不好，就像往伤口上撒盐，因此，心理援建者用行动温暖灾民，化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坚冰

　　伤痛可医，心病难治。心伤渐渐愈合的背后，是一段痛苦的折腾历程。

　　最为明显的是，地震后，很多灾区群众都忌讳谈家庭。这让东莞援建组的人员记忆尤为深刻。东莞援建组在援建工作纪实中描述说：“为了不影响当地群众的情绪，我们工作组人员都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不询问干部群众的家庭情况……”

　　“汽车经过发出轰隆的声音，有些群众都以为地震来了。”广东大同社工站站长周小燕回忆，他们在汶川灾区调研后发现，有不少群众陷入了“心灵余震”。

　　尤其是灾区特困单亲家庭的情况也让人十分担心。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后，汶川至少增加了124户单亲家庭，91.4%单亲家长表示自己丧未从阴影中走出来，难以一个人承担家庭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11月，(汶川)广东社工站在汶川县社会福利服务救助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服务网络覆盖汶川全县。这意味着，心理援建正式成为广东对口援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让受伤的心灵伤愈并不简单，如何才能溶解伤者内心深处的坚冰，对心理援建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社工志愿者中，张斌(应采访者要求采用化名)的救援经历就颇为曲折。社工站的丁伯平告诉记者，张斌的家人不幸在地震中遇难，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人。由于长时间悲痛，张斌不愿意和外人交流，和妻子关系恶化，导致妻子离他而去。

　　因此，社工在与张斌的交流中，不敢轻易提及他的心伤。不过，每当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广东社工的人员都会邀请张斌前来参加。终于，重新感受到温暖的张斌，在志愿者活动中变得坚强。随后，他接回妻子，最近，他还带着妻子到水磨镇度“蜜月”。

　　底气 援建奇迹让百姓定心

　　是什么力量让灾区群众的心灵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精神救赎？从灾区群众的回答中，可以寻找到一个共同的答案：“援建让老百姓定心！”

　　是什么力量抚平了灾区群众的心灵创伤？

　　映秀镇渔子溪村的马大伯对此有深刻的理解。4月26日下午，担任旅游小镇清洁任务的马大伯放下扫把，坐在映秀医院旁边的树阴下，在回答身边的游客的提问时说，地震发生后大家都陷入了绝望的情绪。

　　“当时我们都见到了温总理。”马大伯两度提及这句话，然后继续说，地震后，总理亲自到现场鼓励灾区人民，“听到家园可以重建了，这让我们心里有了个底。”

　　正如马大伯所说，3年来，援建所创造的奇迹，是灾区群众心灵裂缝得以慢慢修复背后最足的底气。

　　“地震后，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我们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克枯乡副乡长彭钊坦言，地震让灾区干部的情绪波动很大，很多干部当时甚至想辞职到外地谋生，但随着援建的快速推进，干群忐忑的心才逐渐安稳下来。

　　“5·12”大地震中，克枯乡约920户农房倒塌，对口援建组到达灾区后，首先启动农房重建工作。短短两年，克枯乡就顺利完成了农房建设，“老百姓的房子修得比地震前还好，安居才能立业啊。”彭钊说，“援建让老百姓定心！”

　　后续 心理援建走向长效机制

　　完全走出心理阴霾毕竟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渐渐愈合的伤口如何才不会被撕破，广东心理援建正在从应急需要走向长效机制

　　在3年的援建里，硕大的援建成果为灾区人民走出“心灵余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走出心理阴霾毕竟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部分灾区人民仍然需要时间。

　　何艳告诉记者，她大姐的孩子不幸在地震中遇难，如今，她们虽然想开了很多，但内心仍然时常痛苦，无论是社工或者是其他好心人提起，她们都不愿意提及。

　　就连已经恢复自信的张大哥，面对记者的采访邀请也婉转拒绝，他依然需要时间和勇气才能真正达到“为了忘却的纪念”。

　　其实，地震发生后，不少心理辅导机构作为应急需要，纷纷进入灾区辅导群众心理。这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辅导力量比较分散，且短时间完成项目后，很多心理救援机构就撤出了地震灾区。

　　因此，心理援建工作，也正在经历从应急需要走向长效机制的挑战。

　　“经过3年的重建，物质贫困已不是首要问题，但精神层面还比较匮乏，所以后期援建更大的任务是丰富精神文化和满足致富诉求。”驻扎在三江乡的西部志愿者徐伯松认为。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汤凯锋 汶川报道

　　摄影 张由琼

　　统筹 张蜀梅 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