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的边缘山区向峨乡，在上海市的援建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洁的小区，火红的灯笼，这个从地震中倔强站起的小山村生机焕发。图为：漂亮的农家。中新社发 刘忠俊 摄

　　中新社成都5月9日电 题：重建大考彰显中国政府执政理念嬗变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被认为是灾后重建的世界性难题，其重建范围之广、难度之大，为世界瞩目。3年已过，中国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重建答卷，这其中的规划组织既反映了官方执政理念的嬗变，也体现出民生分量的日渐加重。

　　如果说抗震救灾是对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检验，那么灾后重建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更大考验。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利益追求日益多元化，各种矛盾也会凸显。事实上，在过去3年，围绕灾后重建并不乏各方追问，如救灾款有没有被挪用，资金使用过程是否可以更加透明公开，对参与重建的地方违法违纪官员问责力度如何等。

　　分析人士指出，3年灾后重建过程提高了政府部门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公权力行使开放性和透明度的提高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社会成员都得以参与重建过程，也因此避免了决策的盲目和随意。

　　执政理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前瞻、明晰的重建规划。政府迅速成立了灾后重建组和规划组，震后仅5个月，就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四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43个行业规划、51个重灾县(市、区)实施规划以及88个一般受灾县(市、区)项目规划，形成了清晰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体系。

　　其二，这种执政理念变化还体现在对依法行政的强调，重建带来许多全新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也对执政者制度建设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官方相继制定出台了《防震减灾法》、《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汶川地震灾区城镇受损房屋建筑安全鉴定及修复加固拆除实施意见》等法规制度，及时将重建纳入法制轨道。同时，自2009年起，中国将每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纪念日确定为“防灾减灾日”。

　　其三，面对数以万计的重建项目，以万亿计的重建资金，政府在重建过程中大力推进各领域的阳光监督。为强化效能监察，官方专门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效能问责规定》，同时，对一些涉及专业领域的复杂案件进行重点查办，灾后重建以来四川查处相关违纪违法人员54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60余人，其中厅级干部占11%，县处级干部占19%。

　　汶川地震距今将满3年，然而它带给人们的伤痛远未修复。抓住民生根本、解决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是本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点。在汶川地震中取得的救灾重建经验，正被广泛应用于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后重建中，这对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都大有裨益。人们有理由期待，民生的分量将继续加重，重建的过程将更加民公开、透明，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将更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