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世庆告诉本刊记者，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的谷口教授在绵阳调研时说，这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四川、北京报道

　　在震中映秀待了近三年，东莞援建者陈志标笑称自己现在回广东的感觉像是“出差”。

　　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要求东部和中部的19个省份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方式对口支援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期限为三年。2008年8月，陈志标和三个同事奔赴这一川西小镇。几乎与此同时，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援建者们纷至沓来。

　　三年已至，轰轰烈烈的“全国总动员”后，绵延300公里的汶川地震带上，上百个小镇劫后重生。

　　“只剩最后的结算工作，整个援建就完成了。”陈志标松了口气，卸下一身疲惫。

　　“援建符号是留在心里了”

　　“如果没有北京人，什邡再过10年、20年，都发展不成这样。”什邡市红白镇四大队村民邓启秀一碰见说普通话的人，就笑得格外灿烂。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谢谢你们啊”。

　　地震前的什邡已经是一个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之后重建，则试图围绕着另一个支柱产业---旅游。援建者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重新盖起房子，而是借助这次“重建”，跃升产业整合和城市基础设施。

　　按照中央要求，北京对口支援什邡灾后恢复重建累计投入援建资金70亿元，其中65.5亿元涉及民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等四大类108个大项162个子项的援建项目，在智力支持、产业发展、精神家园建设、援建项目运行维护等方面安排了4.5亿元。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指挥部前线分指挥部指挥刘永富告诉《望东方周刊》，援建过程中，他们搞了大量的路网、市政等基础设施工程，把近30亿元“埋在了地下”。“有人说‘钱花了别人还看不见’，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三年后的什邡，或多或少还是打上了北京的烙印。北京援建的广青公路改名为“北京大道”，方亭四小更名为“北京小学”。川西小城上，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酒桌上，人们偶尔会把“哥们儿”和“二锅头”挂在嘴边。

　　“这些都是当地人自发的。”红白镇的干部挺有感触，“援建城市留下符号，是怕大家不记得它，但其实，符号是留在心里了。”

　　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红白镇名称的由来是，前清时，这里有祭太阳神的红墙宇和祭祀月亮神的齐天宫白墙宇，附近百姓经常在这里朝拜和贸易。人们赶罢红场赶白场，一起赶了就叫赶红白场，后定名为红白镇。

　　重建时，援建单位把这种理念纳入规划。当年红白小学的旧址建成了红场，不远处红白中学的旧址则为白场。

　　和什邡一样，另一个重灾区都江堰市在上海的帮助下，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截至2010年9月底，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的共5批8类117个项目已全部竣工。

　　“他们‘没有娇气，只有勇气’；‘没有假期，只有工期’。”谈到上海援建队伍，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不无感动。

　　在确定广东省对口援建汶川县后，震中映秀镇一度成了“香饽饽”。映秀镇党委副书记孙小飞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广州和东莞两地争相援建映秀，东莞最终胜出。“东莞甚至说，如果不把映秀分给我们，我们就不援建了。”

　　“刚来的时候，映秀一片废墟。”东莞援建者陈志标回忆说，“映秀重建的整体规划耗时很长，其中，安全性是考虑最多的，所有建筑都是九度设防。”

　　单从设计大师的名头上，就足以见得援建者的用心良苦。映秀镇青少年活动中心由设计大师贝聿铭负责，映秀中学由两院院士吴良镛设计；综合服务中心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设计⋯⋯如果将结构设计师计算在内，仅院士就有近10人。

　　而在汶川一中，援建方则将几乎所有框架钢筋都换为超标的36毫米直径。室内的大柱子，用28根36毫米的螺纹钢筋建造。这样的柱子在广东能建20多层的楼房，但在这里，只建了3层。

　　“国家的政策和援助，给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什邡市市长李卓慨叹。

　　“这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在中国，最初的对口援建发生在三十多年前。

　　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口支援政策，是在1979年4月召开的全国边防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国家将加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增加资金和物资的投入，并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此后的三十余年，随着对口支援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运用，其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并逐渐发展成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盛毅向《望东方周刊》介绍，之前尽管有对口支援机制，但没有实施的动力，最后的效果只能取决于支援一方的认识和态度。而“5·12”地震后的对口援建则把之前的对口支援机制定量化，并将其作为当地党委政府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实践结合，是一种中国模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世庆告诉本刊记者，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的谷口教授在绵阳调研时说，这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刘世庆指出，在美国，由于非营利性组织发展规范，且有严格的法律措施来规范公益组织的运作，因此理性的捐款人更乐于通过慈善行为来把财富转移给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的宽松，在美国成立非营利组织不受什么限制，大灾之后，非营利性组织往往成为灾区发展的力量。

　　日本的志愿活动则在上世纪7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彼时，日本政府在全社会倡导志愿者服务，并由政府主导型发展。1995年的阪神地震中，大批社会力量参与到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在灾区，甚至出现了协调性的NGO组织，专门对志愿者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有学者指出，这次地震救援证明中国与西方的国家动员能力区别在于西方国家动员仰赖的是民主机制，中国依靠的是党政组织。

　　由“输血”向“造血”的援建

　　据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富介绍，未来3年，北京将继续向什邡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如继续深化教育智力支持，延续在35所中小学的合作共建活动；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支持；进一步做好产业帮扶。重点建设好北汽福田什邡专用车生产基地等。

　　“这种由‘输血’向‘造血’的援建，为促进灾区就业和产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刘世庆认为，对口援建很可能成为西部发展的契机。

　　也有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援建力量不均衡导致了受援地区新的不平衡。以广东省和江西省为例，2007年广东省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为2785亿元，按照1%计算，每年投入汶川县的援助资金在27亿元左右；而江西省2007年地方财政收入为389.6亿元，每年投入的支援资金在3.9亿元左右，两者相差6倍多。在援建实力较弱的灾区，民众预期受限于客观条件不能实现时，容易引发群体性负面情绪。

　　“另外，由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在前期准备和规划、项目的选择上，不允许有那么长的论证时间。”盛毅认为，这样一来，可能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另外，在一些项目上，我们感觉还是超前了一点儿，这些资金或者可以用在更多的项目上，让更多人受益。”

　　汶川县萝卜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前国特别感激那些来援建的广东江门人。“他们来了，带得我们寨子里的人都讲起普通话了，村民们也敢在人多的时候唱歌跳舞了。”马前国操着一口“川普”说，这之前，他从来不好意思当着陌生人的面说普通话，一说就忍不住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