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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为纪念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那天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的名单上剔除，每年这一天，各国的同性恋团会，扛着彩虹旗，走上街头，向全社会展示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呼喊“反歧视”的口号。

　　根据学者的统计，同性恋群体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4%左右，保守估计，中国大约有3000万同性恋者。相比庞大的异性恋主流社会，他们属于边缘社区人群。了解、尊重、宽容、给与少数族群以权益保障和社会活动空间，是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条件。在中国，这个群体的利益一直被大多数人忽视，同性恋情感不被尊重。

　　从十年前开始，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就坚持在“两会”上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但都不了了之。在激烈争论声中，同性恋圈中的适婚人群，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来自父母、家庭、乃至社会的婚姻压力。

　　曾有人对这个群体做过描摹：他们大多是1970、80年代生人，经历了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他们正处于中国传统的‘三十而立’的阶段，也遭遇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尴尬期。他们既不愿意暴露身份，同时又要面对婚姻与个人品质评价相挂钩的社会现实。

　　于是，婚姻困局成为同性恋者当前的主流问题。一部分同性恋者不得不找个异性恋者结婚，痛苦地生活，同时将这种痛转嫁给“同妻”。而近年来，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二线城市，一种叫做互助结婚的模式正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适婚同性恋者，以互助婚姻做伪装，获得爱的自由。

　　如果说，互助婚姻是同性恋者作为个体与社会无奈抗争的话，那么，一些同性恋者已经开始组织化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

　　拉拉的婚事

　　一个拉拉和一个gay,在父母逼婚之下，选择了“结婚”。这只不过是彼此掩护的烟幕弹，充满妥协与无奈。

　　同志妈妈吴幼坚：我坚决反对同志和异性恋结婚

　　作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的母亲，吴幼坚发现，同性恋者的痛苦，绝大部分来自家庭，来自父母。在她看来，如果父母不能正视孩子同性恋事实，逼迫身为同志的儿女结婚生子，只会造就越来越多同妻、同夫的悲剧。

　　我们是拉拉队

　　在2005年“同语”组建时，中国女同性恋组织数目是0，而现在全国有20多个。中国同志也以群体组织的形式日益从“隐秘盛开”变为公开进入公众视野。

　　Les+，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

　　作为一本关注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杂志，Les+已经成为同志运动的一部分，它以媒介的方式，让一些隐性的个体找到了共同体。

　　维兰德·施佩克：是同性恋电影，也是政治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主席维兰德·施佩克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 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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