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到进军西藏——访西藏军区原副参谋长吴晨

　　吴晨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亲切地询问西藏的发展状况。张黎黎 阿孜古丽 摄

　　十月的北京很美。

　　天空蓝得一泻千里。风是暖色调的，摇晃着树叶，抖落无数细碎的阳光。

　　香山下，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个退休基地大院里，一个温暖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十八军老战士吴晨。

　　“接到你们打来的电话，我很激动，我连夜写了一个小提纲，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一转眼西藏和平解放快60年了，和你们说说西藏往事，是一种责任。”

　　现年83岁的老将军身材高大、精神矍铄，十分开朗豪爽。跟我们聊起西藏，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吴晨说他现在每天都要看“西藏新闻联播”、《西藏日报》，还要上中国西藏新闻网，看到现如今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吴晨说，他很想再回西藏看看。“可是我这身体条件不允许啊……”老将军无比遗憾。

　　吴晨在北京长大，出身书香门第，却在西藏度过30年的军旅生涯。

　　16岁时，因为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吴晨和哥哥、表姐、表妹，一行4人瞒着家人，一路辗转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1950年进藏，1973年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以中国军事科学院副军职研究员身份离休。

　　解放西藏：对西藏、西藏人民的热爱给予我们力量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人民实在太苦了！”

　　说到旧西藏的西藏人民，老人几度哽咽。“进藏后，每每看到农奴被农奴主欺压得那么惨，我们就忍不住落泪、难过啊！”

　　昌都战役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决定，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战士们经常看到农奴主毒打农奴的场面，却爱莫能助。有一次，一个农奴实在是饥饿难忍，拿了点儿农奴主的青稞，被发现后遭到了农奴主的残酷用刑。“我们亲眼看到农奴主熬了一大锅的酥油，待酥油熬得冒烟了，农奴主拿斧子把农奴的手指剁掉，往酥油里蘸，血是止住了,可是农奴疼得死去活来，那场面惨不忍睹。”战士们看到这种残忍的场面，回去后纷纷落泪。“我们的战士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进藏后看到西藏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活，还要挨农奴主毒打，激发了战士们的阶级感情，他们多么希望西藏人民也能像内地人民一样在新中国快乐地生活。”

　　十八军将士严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解难事，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西藏人民是很纯朴的，哪怕你给他挑一担水，在他生病的时候带他去看个病，他都会一直记着你、感激你！”吴晨回忆道。

　　修川藏公路时，民工都是有工资的。“我记得第一次给民工发工资是在米拉山脚下的草原上，民工们拿着大洋，个个都流着泪。”当时的农奴，祖祖辈辈给农奴主支差，从来就没有领过工资。领到工资之后，民工们点起了篝火，彻夜跳起锅庄舞，他们唱着“毛主席是太阳，藏族人民是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太阳出来万物能生长……”一连跳了两天。第三天突然不跳了，民工的情绪都很低落。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带领民工的头人把民工的工资都收了。后来解放军几番交涉，不少头人将收走的工钱退还给了民工，民工们感激地落下热泪——共产党是穷人的主心骨，“金珠玛米哑咕嘟（解放军好）！”

　　进军西藏的路途，不仅艰险，更是艰苦。“我们从昌都到拉萨，走了一年，光饿肚子就饿了半年，饿着肚子行军。”由于公路还没修好，后方的粮食和物资都堆在昌都，运输十分困难，只能用牦牛驮。“从甘孜驮到拉萨，大米成了绿（发霉）的，都成块儿了。”

　　“我们从昌都到拉萨，翻了十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大山。”比如县的冷拉山海拔6000多米。进藏部队在翻越冷拉山的时候是8月底，由于空气稀薄，连马都喘不过气。战士们到了山顶的时候，几个女同志倒下了，战士们就背着走。上山难，下山更难。等到下山的时候，几个营的战士坐在背包上向下滑，由于速度太快，有些战士一下子扎到了山脚下的雪窝子里，找不到了，长眠在了那里。

　　“当时那真是苦啊！”说到这些，吴晨的眼睛盈满泪水。他说，尤其是女同志，爬完雪山蹚大河，男同志好办，脱了裤子穿着裤衩就过去了，女同志只好穿着棉裤蹚，从河水中出来，棉裤都成了冰棍了。很多女同志都得了妇科病。

　　进藏部队:活出了精、气、神，走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翻开进藏部队的历史，老战士们活出了精、气、神。他们通过了考验人的苦乐关、生死关，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使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得到改造、升华。

　　吴晨老人说，当时有三个口号是叫响全国的。

　　他给我们列举了两个，一个是“吃大苦、耐大劳”。“光吃苦还不行，还得吃大苦；光耐劳也不行，得耐大劳，这是在昌都战役的时候提出来的。”昌都战役打响后，由于没有公路，部队补给十分困难，每个战士都要背着10天的粮食（平均每天1斤2两）、弹药、行李（当时称8皮：皮衣、皮帽子、皮坎肩 、皮手套、皮大衣、皮鞋、皮耳罩、皮裤），负重约80斤行军、打仗。“炮兵班还要背炮弹，更重！”当时部队为了切断敌人的后路，一天走160里路。由于高寒缺氧，加之医疗条件跟不上，很多战士患上了肺水肿，“走着走着就趴下了，再也没站起来。”

　　在那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十八军的将士们靠着“吃大苦，耐大劳”的口号，战胜了高原的恶劣气候、战胜了饥饿，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

　　第二个口号是“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1954年8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今年一定要通车拉萨。那时候，从鲁朗到拉萨还有500多公里，而且还有一座海拔5600多米的色季拉山。“走过川藏线的人都知道，坐车从怒江边到色季拉山全是回头弯。这一路上有好几十里路旁边都是悬崖绝壁。可想而知，修路有多苦。”川藏公路修到通麦和鲁朗之间的帕隆，十八军有一个排在石崖上用绳子吊起来打炮眼，“咣当”一声，绳子断了，整个排都掉到江水里被冲走了，无一人生还。战士们忍着无比的悲痛处理完战友的后事后，提出震撼人心的口号：“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就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1954年12月17日公路修到了拉萨。“只用7天的时间修好了拉萨大桥，25日通车。这种气魄是难以想象

　　的，只有参加这场战斗的指战员才能喊出这个口号来。这些人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解放西藏，解放西藏人民，没有夹杂一点个人的私心。”

　　“老西藏精神”：新时期要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公路通车以前，全团要抽出五分之一的战士上山挖野菜，一年要挖400公斤的野菜。当时的战士就是靠野菜来充饥的。”公路通车后，大量的物资运到拉萨，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吃饱饭，住营房了。”通车以后，进藏部队自力更生，种菜、养猪，到1956年，基本可以自给了。虽然与通车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有许多实际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通信问题，当时在墨脱，一年只能收到一次信，一次就有九、十封。平叛结束后，在西藏设立了几十个边防点，都是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峡谷，远离部队，生活非常艰苦。边防点的很多战士三年都洗不了一次澡、没有报纸看，“虽然现在好多了，跟内地比较，还是很苦，至少缺氧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吴晨不顾一身病痛，不顾家人劝阻，曾两次重返西藏。第一次是1995年回拉萨，时值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第二次是2000年回昌都，时值昌都解放50周年。“西藏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啊，我们都认不出来了。”老人感慨道。“形势越好的时候，‘老西藏精神’就越不能放弃，而要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他说，进藏之初，部队坚持把驻地当故乡、视各族人民为父母，赢得了西藏各族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今天，西藏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能把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得更好。他说，现在西藏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但西藏要与全国一道步入小康，仍然需要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所面对的困难特别是自然条件，没有一点吃苦的勇气是不行的，“老西藏精神”就是强大的精神支撑。

　　当年离开西藏时，西藏军区司令员问吴晨，还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想到山南泽当烈士陵园看看。在烈士陵园，他向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西藏而长眠在这里的战友深深鞠了三躬，并亲手种下了一棵松树。如今，老将军种下的那棵松树已经长成大树、枝繁叶茂了。

　　“我们进藏的时候就只背了一个包，从拉萨回北京的时候，也只背了一个包，唯一在西藏留下的就是那棵松树。”老人深情地说。

　　沉思良久，吴晨说：“将来我走后，希望回到西藏，回到山南泽当烈士陵园，陪着我的战友。”说完这话，老将军眼里泪花闪动。（周明江 阿孜古丽 张黎黎）

　　人物小传：

　　吴晨，西藏军区原副参谋长，少将，16岁入伍。1950年进藏，曾任159团副团长、团长。1973年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副军职研究员。1988年授少将军衔，1990年离休。与众多老十八军共同编写了《解放西藏史》，并亲切地称这本书为“自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