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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向警予女儿忆父母:称其捧资本论拍结婚照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31日15:11  新民晚报
蔡妮在父母亲结婚地法国小城蒙达尼市留影 蔡妮在父母亲结婚地法国小城蒙达尼市留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89岁的我,一想起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父母双亲,为国殉难,英年早逝,心情便久久难以平静。

  我的父亲蔡和森和母亲向警予同生于1895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6岁的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父亲也以105分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半年后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两人都成为名师杨昌济的学生。

  数年后,杨昌济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在我所教的长沙数千学生中,有3个最优秀的男学生: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有3个最优秀的女学生:向警予、陶斯咏、任培道。

  两次向毛泽东提议

  “旗帜鲜明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结婚,两人捧着《资本论》拍了结婚照。婚礼上,两人还将恋爱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分赠给大家,人们把他俩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同年7月6日至10日,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父亲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

  同年8月13日,父亲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父亲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我在这里业已酝酿组织……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开一联合讨论会,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母亲随后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的当务之急。

  9月16日,父亲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长达六千多字,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组织结构,父亲在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我父亲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来的。

  父亲的信让当时同样满怀报国热情的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对父亲组织共产党,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深切赞同”。而收到父亲第二封信后,毛泽东更是热情回复,“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负责主编《向导》

  烧几张废纸暖暖冻僵的手

  从法国留学回来,父母一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父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那时,我们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阁楼上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阴暗潮湿。我的出生给双亲带来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为了纪念他们在蒙达尼的结合,父母亲特地给我取名妮妮。

  在那艰苦的岁月,家里经济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坚持工作。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亲白天工作,夜深人静之后,用笔名给一家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

  那时父亲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只有一个编辑,父亲整天埋头看稿、改稿、写稿,足不出户,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为赶印刷出版日期,他时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实在太疲倦了,连鞋子都不脱,和衣躺在床上睡一会,醒来再继续工作。有时哮喘病发作,气喘得像拉风箱,也不肯休息。冬天,父亲冷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烧一两张废稿纸暖暖冻僵的手,又埋头编稿。

  1927年3月,母亲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担任了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前夕,母亲工作极其繁忙,几乎每天要去开会,组织宣传活动,发动民众。中午,趁没有来访者,她就在地上铺几张报纸,和衣在地上休息一会。

  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形势日趋严峻。母亲经常亲自到工人家里去作动员。她早出晚归,常常在小摊子上买一个烧饼,边吃边跑,赶到会场,上台就讲话发言了。有人看到母亲眼睛深陷,全身瘦弱不堪,想办法弄来一袋奶粉,她却送给了别的患病的同志。

  1927年底,武汉年关暴动败露,湖北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同志被逮捕杀害。母亲不顾个人安危,与省委工运部的女同志张金保一起,坚守接头点,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络,组织人员疏散隐蔽。她们整整饿了两天,才搞到几个烧饼油条,算是吃年夜饭。

  狱中寄望孩子

  “像小鸟一样在自由天空飞翔”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迅速撤往上海,各级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许多公开活动的党员往各地疏散。父亲不顾自己多病虚弱的身子,一再向中央请求,去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党中央最后派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母亲坚持要留在武汉。中央考虑她国共合作时期经常抛头露面,不适合从事地下工作。母亲说:“大家都离开了,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人联系,《大江报》也得停办,那会叫许多工人失望的!” 母亲着手复刊早已停办的《大江报》,将铅印改为油印,尽快给广大工人群众带去党的声音,点燃新的希望。她独自编辑、油印。《大江报》上还刊登了母亲撰写的复刊词:

  《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暗夜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卖,母亲和助手陈桓乔一同被捕,母亲对陈桓乔说:“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总是要死的,但死也要死得慷慷慨慨,光明正大!”

  几位留法的女同学,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关系,到牢房探望她,母亲泰然自若地说:“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

  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母亲带领狱友们背诵唐诗宋词。她在狱友缝隙中来回走圈子,有时双手按在床上,脚不着地,撑起全身,以此锻炼身体。

  母亲多次把藏在内衣口袋中外公和自己两个孩子的照片拿出来,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说:“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我拿什么报答他呢?”又对着两个孩子的照片说:“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听见了吗?”说着眼眶就红了。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在牢里给我们写的信中的那首诗:

  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

  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最后一次演讲

  “革命是杀不完的……”

  母亲每天黎明即起,梳洗穿戴完毕,然后镇静安详地等候那一刻的到来。

  5月1日,母亲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换上那件在法国结婚时穿过的油绿色旗袍。她走到铁窗前,默默注视着曙色初现的天空,轻轻地对陈桓乔说:“五一,记得吧!”陈桓乔点点头。

  5时零5分,牢门突然打开,一匪徒大声喊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过头来,神色自若,嘴角挂着微笑,从容走出牢房。沿途观者人山人海,母亲一路奋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匪徒们慌忙扑上去,拳打脚踢,不许她开口,母亲挣脱束缚,头一昂,奋力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残暴的匪徒掐住母亲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子泥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皮带扎住她的嘴巴和双颊,鲜红的血从她嘴角流出……

  33岁的母亲慷慨就义,最终践行了她的誓言:“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

  一个月后,正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父亲,得知母亲牺牲,悲痛万分,于6月22日挥笔写下了泣血浸泪的悼文《向警予同志传》。

  母亲牺牲3年后,父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那是1931年的3月,父亲前往香港,住在一个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不久,大叛徒顾顺章也跟踪到了香港。6月上旬的一天,海员工会要开会,组织上考虑到形势危急,让他不要去参加,但父亲觉得不去放心不下。6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父亲不顾个人安危赶到了会场,挽救了许多海员工会人员,可他自己却被等候在那里的叛徒和特务抓住了。

  父亲在狱中受尽酷刑,遍体鳞伤。1931年8月,父亲被害,年仅36岁。

  亲爱的父亲母亲,可以告慰你们的是,我和弟弟蔡博在党的关怀培养下,长大成人,学有所长,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你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也已经实现了! (舒新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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