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 宋平
5月31日下午,陈蓉心情很坏,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提前离场了。陈是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琪酵母是亚洲最大的酵母生产商,中国最大的复合食品添加剂生产商之一。
当天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举行工作会议,协会和多家食品添加剂生产厂商聚在一起讨论近期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4月“染色”馒头事发后,当月下旬,卫生部公布了《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第1-5批汇总)》,包括可能违法添加47种非食用物质和22种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5月13日又颁布了新版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各地也随之展开了对食品添加剂的整治。
此轮食品添加剂整顿风潮让生产厂商觉得委屈。31日上午的会议,本来是作为食品添加剂行业自律大会的准备会议,但众多企业表示反对,“本来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却在这时候提什么自律,岂不是显得我们有问题?”
陈蓉提出的生产厂商只对有资质的食品生产企业出售食品添加剂的建议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有些(食品添加剂)企业只看重眼前的销量,不愿意限制销售对象。”陈蓉说。
其实和陈蓉一样,整个中国的食品行业生产链条都处于愤懑、失望之中。要改变的不仅仅是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一方。
食品添加剂被“错伤”?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民怨沸腾,食品添加剂成为千夫所指。但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厂商却普遍认为他们是背了中国当前食品安全困境的黑锅,被妖魔化了。因为,梳理那些被归罪到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安全事件,大部分都不是食品添加剂出了问题,而是食品生产厂商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添加了非食用物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超范围或超量使用)。
专家人士也认为,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符合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在规定的范围内,按规定的用量使用是安全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所长严卫星也在卫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说:“大家反映添加剂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关注非食用物质问题,把这些东西都归为添加剂问题,其实是冤枉了添加剂。”
但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各个监管部门又都不愿担责任风险,对食品添加剂采取了“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做法,不少食品添加剂企业被勒令停产。
陈蓉表示,即便将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全面扑杀,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重重的困境,只会毁了食品工业。
多头监管
业内人士认为,食品添加剂监管不力一个关键原因是相关标准不完善、多头监管。这其实也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困局的缩影。
在“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之后,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日子很难过,很多产品被工商部门勒令停止销售,也有很多企业被质检勒令停产。理由非常充分: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QS)。很多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厂商倍感委屈:不是不想申请生产许可证,而是对于一些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本就没有出台而无法申请。负责制定标准的卫生行政部门也承认相关标准的缺失。严卫星就曾公开表示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定存在滞后的问题。
在食品生产领域同样如此。熟肉制品企业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方飞跃就说:“标准太粗放,按标准都合格,但成本和品质差距很大”。而且,标准制定跟不上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照抄国外标准,与中国国情不合。
多头监管同样造成了种种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至少有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五部门可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既有多头管理,令人无所适从之困,又有遇事推诿之弊。
例如,卫生部门虽然制定出了规格标准,但质检部门不予承认,因为没有给出检测办法,无法操作。这样生产企业也拿不到生产许可证。
仅在产品的保证标识上,陈蓉和方飞跃就都遭遇了令出多门,无所适从的难题。《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188)》由卫生部制定,但质检总局有102号令《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陈蓉去质检询问的结果是“要兼顾两者”,而方飞跃则是“报废了一大批包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化学污染与健康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化学污染监控室主任吴永宁就曾对本报记者强调,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应该参照国际上的经验实行全程管理,但他也承认改变现有的“分段”监管格局可能会因涉及现有的部门利益格局而遭到阻挠。
标准不明,管理多头造成的恶果就是食品生产行业管理的混乱。陈蓉就举例说,“我们出去吃饭从来不喝鲜榨的果汁,只喝瓶装的果汁。我们知道很多鲜榨的果汁为了好看和味道会放添加剂,而且不知道放了什么,放了多少,很不安全。而瓶装的果汁这些(添加剂)都是标明的,至少是安全的。”
食品“柠檬市场”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A. Akerlof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柠檬市场”(the“lemons”market)模型,来说明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发生“逆向选择”,质劣但价低的产品会淘汰质优却价高的产品,最终市场上充斥着劣质产品的现象。
而中国的现实是,恩格尔系数仍高,很多群体对食品价格依旧敏感;饮食和消费习惯等等,都是“柠檬市场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以熟肉制品为例,按照方飞跃的估算,市场上的一般产品的成本大概较之高端产品低20%~30%,高出来的成本是用来保障安全性,如果其成本低于一般的成本水平,“就不能保证安全了”。
方飞跃认为,恶性的价格竞争,尤其是中低端市场,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不这么做(指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添加剂,造假等行为),不可能有利润。常人都知道不可能的价钱,采购、生产商、政府都不是傻子。”
中国食品生产企业的现有格局是“多、小、散、乱”,监管难度极大,又与民生、就业、甚至稳定相关,地方行政当局即便知道有食品安全问题,也未必能够严加监管。“我们跟国外学者交流的时候,报几个数,他们就不说话了。这么一个情况下,谁也没办法。”吴永宁说。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副主任罗云波介绍,全国有44.8万个“有章、有照”的食品生产企业;然而85%的食品加工企业是10个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这些小作坊在安全、规范生产的投入能力方面十分有限。同时,食品生产行业利润非常薄弱,企业不赚钱。
“保证食品的安全是需要成本的。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度高,但支持度低,所谓支持度低,就是消费者不愿意为食品安全多花钱,大家都希望买到价格便宜的东西。在竞争中,企业为迎合消费者,就不顾食品的安全了,到最后吃亏的还是消费者,消费者最后成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推手。”罗云波感叹。
(彭亮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