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背后的乡村败落
文|本刊记者|尹鸿伟 发自云南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会像中国一样拥有那么多无证小贩，而且他们随时与城市管理者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冲突。
“追求更为便捷或更好生活是人本能，当乡村与城市之间差距甚大时，人们自然会涌向城市。”曾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观察专栏学者的高嵩说，“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是中国长期二元社会体系下所形成。长期的历史欠债要在短期内改变，矛盾的累积自然不可避免。”
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着西方社会曾经的巨变阵痛，但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挑战——如此多的人口，要在如此短时间实现城市化。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表示，种种情况体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尴尬，政府似乎一直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
“鱼笱效应”加剧城乡差别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云南省会昆明市下辖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劳动力大县，其拥有大约20万劳动力，其中7万～8万为富余人员。
“2011年全县的劳动力输出任务是2.3万人，至4月底已经完成了9800多人。”禄劝县农民就业办副主任钱卫东介绍，位于滇川交界的禄劝虽然5年前就实现了乡乡通邮路，但直到现在还没钱把公路都修到村里去。本地农民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通讯不畅等依然困难重重。“家里不行，农民呆不住”。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禄劝县劳动就业部门就开始引导农村青年走出家乡。2005年，禄劝县获得昆明市劳务输出综合考核第一名，但一名县领导表示：“拿第一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说明我们的经济不发达。”
“我们政府所组织出去的劳动力都是进厂，没有说去做小贩的。一些人后来变成小贩，其实还是因为文化低、能力差。”钱卫东说，“当做工不顺的他们意识到摆摊比打工更自由、更赚钱时，就会加入这个行列。”
高嵩表示，拉美国家那些巨型贫民窟容纳的几乎都是来自乡村的移民，在中国这种故事每天都在重复。因技能和教育的差异，相当多的外来者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寻找生活的空间，“即便是在纽约、香港那样的国际化城市，‘走鬼’也从未被消灭”。
长期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学者熊培云认为，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是一种“鱼笱效应”(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作为个体，农家子弟能够远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却无法救起自己的故乡，故乡难回，正是源于“鱼笱效应”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促成乡村的整体性衰败。
熊培云称，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缺口、不合理征地以及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等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估计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输出近2万亿元的“贡献”。
“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但很少进行反哺和滋养。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仅此一项福利，农民都喜欢选择继续留在城里。”
集中力量办大事？
“如果能有一份好工作，谁愿意这样风吹日晒，还被城管撵来打去？”类似的话语从许多小贩中经常听到。
“小摊贩表面上看起来比较自由赚钱容易，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工作，城管、保安、卫生、街道、店铺老板、黑恶势力都要管，有时警察也管，有人管没人保护，面临着体力和心灵的双重伤害，所以小摊贩的眼神总是充满了恐惧和憔悴。” 1998年起一直从事小摊贩行当的南京网民“批评家老赵”感慨。
钱卫东说，“现在全国都有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各地都希望把中心城市搞大，然后再带动周边和农村的发展。”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短期内劳动力还是要大量往大城市、中心城市会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肯定会成为小商贩。
禄劝县皎平渡乡太平村16岁的祝丽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愿意出门打工，既能挣钱又能学本事，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去了工作机会更多的昆明。”
杨凤春认为，做城里人是许多中国农民的梦想，因为长期的二元制格局致使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样的情况并非自然的结果，而是政策强力导向所致；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发展还有些“发展面”的概念，但80年代以后基本就是“发展点”的现实了，政策导向决定了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能够积聚大量的高端资源，而其他的地区发展却屡屡受到各种制约。
“中国农村不发达与城市发生的这些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人的人性、国民性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大量农民其实是被逼出门的，因为城市文明、现代文明都是农村里没有的，也缺乏赚到现金的机会，农民们对城市普遍存在一种既羡慕、又嫉妒的心态。”
有学者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主要出路是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即让农民进城”。不过，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由于外出的农民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多“空心村”、“老少村”。钱卫东经常下农村上课培训，每次看到台下都是剩下的老和弱，就觉得很心酸。
熊培云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农民却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现有的不合理制度造成所有优势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里，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指妇女、小孩和老人)。”他说，“乡村精英的流失，法律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背后的局面就是有想法、有能力的农民纷纷进城。”
而农民进城后一旦陷入生存困境，就会出现城市“待不住”家乡“回不去”的情况，处于一种煎熬的状态。
可变因素
曾在欧洲呆过多年的熊培云认为，中国与欧洲等国家的差别，除了体制之外，最主要仍在于乡村社会的面貌及其是否可以作为家园继续存在。我们应当努力促成新乡村社会的出现，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农民大量进城做小贩，城管暴力对付小贩”等尴尬局面。最终应当使农民是为选择想要的生活而非只是为了谋生而逃向城市。
但在杨凤春看来，现在中国的城市问题远非城乡制度不平衡那么简单，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左右政策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把优势资源集中在少数地方，而是公平分配城乡各地，那么现有的庞大利益就会消失，这是有的人不会答应的。
“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不可变的因素不要硬闯，但可变因素也存在。教育和提升现有城市管理者的水平和修养也是可行的。除了要求他们不再像小包工头，每天做些拆迁、重建，没有多少技术、智慧含量的工作，更要消除那种没有文化多样性、没有历史感，盲目崇洋媚外的城市建设异相。”
“批评家老赵”认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城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型的产物，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个部门存在，只不过每个时期的叫法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起先在各个城市里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就是现在“城管”的前身。他表示：“翻开中国古代史可以看到的禁令太多，唯一就没有禁过做小买卖的，然而在近代历史上就连续两次，一是计划经济时代，二是现时代。”
中国城管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特例。作为被推到第一线的执行者，城管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当城市需要依靠暴力来维护它的光洁时，人们是否还会想起，那并不遥远的正在走向败落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