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7日电 1949年3月，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毛泽东向全党发出郑重反腐告诫——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90年风雨历程，90年拼搏奋进。从嘉兴一叶扁舟到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从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到滹沱河畔西柏坡；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严惩腐败、激浊扬清，锻炼肌体、强健体魄，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反对消极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重要奋斗目标——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庄严书写在旗帜上

　　在井冈山人民检察博物馆大厅，一个对开斑驳木门静静矗立。这扇门就是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部办公场所的正门。

　　“人民检察第一门”曾经默默注视着何叔衡、董必武等检察先驱出入办公。何叔衡那些年很忙——从1932年开始，苏区开展检举运动，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无处遁形：被检举揭发的贪污分子有42人，共查处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

　　这一切，镌刻在大门每道纹路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就绝不容忍腐败。追寻历史足迹，反腐败脉络清晰可见：

　　建党初期，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1926年8月，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7年4月至5月，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维护和执行党纪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3年，在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中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发布这个训令的主因，来自于曾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伏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

　　谢步升生活腐化堕落，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杀害红军军医。毛泽东义正词严，“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贪污挪用公款案、抗战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杀人案等，革命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都被处以极刑。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后，《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得民心；延安整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三三制选举原则、投票法、投豆法等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血与火的峥嵘岁月，磨砺着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反腐倡廉赢得了民心。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分析说：“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战争本身就教育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常开展反腐败斗争，革命才能成功。”

　　纠偏补弊、激浊扬清，坚决惩治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道路艰辛曲折，决心信心永恒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古代王朝难以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怪圈。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至今引人深思。毛泽东认为，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就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入京“赶考”前，毛泽东以“两个务必”警示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警示和告诫针对现实。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在建国初期开始显现，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交织在共和国历史之中。

　　1951年10月，有人举报在天津地区担任党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刘青山、张子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贪污巨款。革命战争年代，刘、张曾被捕入狱，面对敌人严刑逼供，坚贞不屈；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堕落为人民罪人。

　　有人提出是否给他们一个改过机会。毛泽东却说：“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两声枪响”震惊大地，回荡不绝……

　　针对建国初期党风方面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坚决清除贪污蜕变分子；颁布《惩治贪污条例》……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有力保证。

　　反腐败问题专家邵景均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反腐败，存在打击面扩大化等失误和教训。在10年“文革”中，反腐败职能机构甚至被撤销。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反腐倡廉重新走上正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1977年8月，恢复党的纪律检察机关；1978年5月，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

　　改革开放给国家注入生机，也给反腐倡廉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现象严重，贪污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现象开始蔓延，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猖獗……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思想，如“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等。

　　“在惩治腐败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坚决的了。”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说，自从1993年以来，中共中央两任总书记已经在中央纪委部署年度工作的全会上连续作了19次重要讲话，每年都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在明确的反腐思路指导下，党中央作出“收支两条线”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准经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增强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出台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体系，走出中国特色反腐之路

　　在湖南株洲反腐败教育基地展板上，被查处的腐败分子的忏悔书赫然在目：

　　——自己多年来法纪观念淡薄，收受他人红包礼金，甚至收受贿赂，把那些人打着乡情、友情的幌子送我的钱物看成是正当的人情往来。

　　——我一步步滑向违纪违规违法犯罪的境地，真正的病根在自己思想和灵魂发生了严重的病变。

　　——反思自己由量变到质变的犯罪过程，真是欲哭无泪、追悔莫及。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面临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和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体制转轨。”李永忠分析说，“转型转轨期间，我们还没有建立制度约束，只能靠掌权的人自我约束，因此腐败易发多发。”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新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党中央提出，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严厉惩处。严肃查处陈希同、陈良宇、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王怀忠、郑筱萸、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2010年12月29日，中国首次发布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其中发布的统计显示：2003——2009年，中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

　　“反腐倡廉的核心问题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李雪勤认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要求，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

　　近年来，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相继出台，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迈出重要步伐；《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国家战略已经形成；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广泛开展反腐败国际协作……反腐败的“天网”越织越密。

　　不被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针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行政审批制度和财政、投资、金融等项改革，规范权力运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

　　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任务就越严峻。专家们认为，当前腐败表现出期权化、迂回化、隐蔽化、智能化、国际化等趋势；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形势依然严峻。

　　而今，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反腐倡廉之路：“坚持一个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治预防并重、预防为主；“建立一个体系”——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大浪淘沙，推动历史进步；吐故纳新，永葆党的生机。1921——2011年，90年的时空跨越传递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绝不容许腐败！（参与采写记者杨维汉、陈菲、周英峰、崔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