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0日电 题：矢志共富 中共努力破解收入分配难题

　　中新社记者 翁阳

　　最近一段时期，“个税起征点提高至多少为宜”的话题，在中国各界引发持续热议。事实上，类似个税调整、提高工资收入、打破行业垄断等事关国民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众多议题，近年来日益成为牵动中国民意神经的“敏感区域”。

　　2011年不仅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亦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90个年头。90年来，实现民富国强，为中共一以贯之的前进方向，不断提高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是中共分配政策的终极目标。

　　毋庸置疑，现已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彻底告别了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奇迹证明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与活力。但对于执政党而言，一个不可回避的紧迫和重大挑战是，如何让百姓的钱包鼓胀速度同步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扭转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困局。

　　中国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出发，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环节着眼，收入分配领域的公正与否，都是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十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在财富分配中所占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科院在其日前发布的一本蓝皮书中指出，在中国，作为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指标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7，而GDP总量刚刚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只有0.25。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

　　梅新育指出，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二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正是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

　　中共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判断经济工作和分配问题的得失标准，归根到底要看能否解放生产力。但回顾历史，在新中国初期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之后，为建立一个纯粹公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排除了按劳分配之外的其他收入方式，这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桎梏，随后而来的文革更使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

　　痛定思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突破，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局面，中国经济由此进入快车道。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起步时对全体国民的庄严承诺”，梅新育表示。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曾经作出过“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的前瞻性判断。

　　及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已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梅新育说：“尽管当时已意识到‘先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但因相应措施未能及时同步，社会凝聚力已现裂痕。”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往往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让更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近年来中共高层对此一直高度重视并加速付诸实践，因为这不仅事关社会公平和稳定，并同中国致力解决消费不足、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转型密不可分。

　　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公报，将保障改善民生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升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高度，同时提出未来五年的务实发展目标。“十二五”规划更首提“改善民生十大行动计划”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等量化发展目标，就是要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中国官媒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既严重影响着社会公平，同时也成为影响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如果中国的收入分配处理不好，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就会被冲倒。小平同志把它放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看。”

　　当下中国已经吹响努力解决收入分配难题的号角。但不少研究者认为，此项调整和改革将面临几十年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和政策路径依赖等因素的挑战，非朝夕之功。不过，经过90年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总能正视前行的艰难险阻，前瞻性地预判形势，并加以解决。因此，可以相信，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当能尽快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等多个领域稳步全面推进，满足各族人民过上共享共富而舒心日子的新期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