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 出土“神秘的印符”

东汉“别部司马”印

典型的汉代墓门“三山冠”特征

“曹操墓”出土铜辅首

　　中国江苏网讯 (记者 高利平) 本网《五地专家再添新证质疑"曹操墓"造伪》一文报道后，立即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记者为此采访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金石专家李路平教授，他就“曹操墓”出土印章，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      

　　造假证据一：古代无“印符”一词 此为臆造

　　据李教授介绍，在2010第8期由社科院考古所主办的学术期刊《考古》上，“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主笔发表了《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考古报告。报告说“曹操墓”发掘出了400多件可复原的文物，金银铜器、陶器、石器均有，其中还有一枚铜质“印符” 。

　　众所周知，印章和墓志铭是判断墓主身、年代的最关键证据，也是最核心证据。本来这枚铜质“印符”的出土比石牌更有说服力，但通过对这枚印符的仔细研究，李教授断定，这是一枚毫无根据的伪造印符。李路平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印学史上对印章的名称有玺、印、章、印章、印信，唐代以后又有了记、朱记、图书、宝、关防等异称，并无“印符”这一对印章的称谓。所谓“符”，是指虎符、符信、符节等，那是古代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令牌凭证，并不属于印章的类别。由此可见“印符”一词是潘伟斌故弄玄虚的生造名词。

　　造假证据二：形制不符曹墓级别  非曹操所佩

　　据李教授介绍，随葬印章在西汉前期是放置在主人的头部箱子内，至西汉中期才将印章佩戴在主人腰部。而根据考古报告所写内容来分析，编号M2205的铜质印章巳非墓主随葬的腰部位罝，乃是出土于后室的角落，显然这枚印章被挪动过。那么，这方印章的主人是谁呢，会不会是随葬的两位女子呢？“肯定不是女子所佩印章”，李教授解释道，“从印章类别、形制看，此印章并非私印，东汉女子所用印章应为‘臣妾印’”。据考证，在传世的女子印章当中，基本上都是两面印，一面印有其丈夫的信息，如“臣**印”，另一面印有自己的信息，如“妾**印”。

　　在排除了该印章为两位随葬女子所佩之后，再看这方印章有无可能是曹操所佩。李教授介绍说，在汉代，为官者所佩印章，根据其印纽式样、印章材质、印绶颜色三方面，即可判断此人官位等级，“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因此，象曹操这样王侯级的人物，其所佩之印应为金印，印纽形制应为龟钮，印上所系的印绶(丝带)应为紫色，即所谓“金印紫绶”。而墓中出土的印章仅为铜质，印纽也是二千石以下小官最普通的形制(如附图2：东汉九品小官“别部司马”印)，仅从这两点上来看，印章就不是曹操所佩。

　　另据史书记载，汉代朝官印章制度极为严格，东汉官印也承袭了西汉官印的形制。根据卫宏《汉旧仪》所载“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东汉官印把鼻钮、印台加厚，钮孔变小。根据“曹操墓”出土印章钮制来核定，此印主人的官阶应在二千石以下，说通俗一点，顶多是个“镇长”级的官所佩的印。这些千石以下小官的印章显然与西高穴村所谓王侯级大中型墓级别极不相符，试问又何以在“曹操墓”中被出土呢？综上这些例证，“曹操墓”印章显然非官非私，两无所依。

　　造假证据三： “辅首衔环”肖形印 为杜撰造假

　　曾有人附会地提出，出土印章上是鸟虫篆体的曹奂的“奂”字。但是据李教授的再三鉴定和反复求证，这个图案根本不是“奂”字，而是通常出现在古代大门上的“辅首衔环”图案，该印算是肖形印。

　　针对鸟虫篆来分析，李教授介绍，汉代官印文字专用典淳平正的缪篆，从不用鸟虫篆，私印除缪篆外偶尔用到鸟虫篆，汉印类别都是以汉代缪印文字为载体的。清代训诂学家桂馥博采汉、魏时期印章用字的汇录编成《缪篆分韵》，近代印学家罗福颐先生将汉代、魏晋官私印按原大摹写编成《汉印文字征》。从此二人的经典著作来看，汉代根本不用大篆、象形文字入印，而隶书字体入印两汉以来仅限于陪葬印章。如湖南长沙西汉初期墓葬、马王堆二号汉墓。所以有人依样画葫芦的认为该印是曹奂的“奂”、曹操的“曹”字等，均是穿凿附会无任何理论根据的揣测。

　　其实“曹操墓”所出土印章图案一目了然，为典型的“辅首衔环”图案。李教授曾将此图案分别询求印学家和考古学家，两位不加思索地脱口确认为“辅首衔环”图案。铺首之名，源于《汉书·哀帝纪》中“学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现代民间俗称门环。“辅首衔环”从战国至秦汉中的青铜器和陶器中已屡见不鲜，如典型的汉画像(附图3)，“曹操墓”所出土铜辅首造型亦如此(附图4)。李教授说，“辅首衔环”图案的用途：一是汉代贵族和富人住宅的大门上设铺首衔环用以镇凶辟邪；二是用于古代青铜器、陶器等祭器、明器上；三是常刻于墓室的汉画像石墓门上、石棺上，用来驱鬼，保护墓主的。这种含有丰富而深邃的宗教含义图案断然不会适用到作为凭信的印章上去的，民俗是讳忌的。

　　另外，印章图案的破绽还不仅于此。“曹操墓”所出土印章图案与汉画像及同墓出土的铜辅首比较即知，该印辅首出现了“五角花冠”，与同时期典型的“三山冠”特征迥异。该印是仿造了西汉以前的典型“五角花冠”辅首图案，如汉以前鎏金兽面铺首衔环(附图5)。此印“辅首衔环”图案从眼睛、脸型等已被仿照得毫无怒目园睁、面部鼓腮外张那种凶恶神兽的狰狞与威严，似乎是张了无生气的花猫脸。由此看到，该印是非秦非汉印，造假无疑。

　　造假证据四：该印制作工艺  非为汉代所制

　　李教授指出，汉代官印、肖形印章制造方法都为铸造。明代甘旸在《印章集说》描述极为详细。“铸印有二，曰翻沙、曰拨蜡”。无论翻砂法或拔蜡法(也称失蜡法)，都是要预先雕刻一亇理想的图案做为印模，然后经过高温焙烧，浇铸成印。而曹幕出土的这枚印用的是凿刻法，辅首的冠状山尖形显而易见为双刀斜凿，两端立角直刀凿切，右眼更凿成锯齿状，凿裂崩坏的斑驳痕迹而不成图案，左右两眼形状不一毫不对称，甚至被捣凿得象四五只眼，其劣质可见一斑。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即采用封泥模拟压印的方法，每方印都呈现出生动的浮雕立体图像。断然不会出现“曹操墓”出土印章的用凿刻法底纹呈凸凹犬齿，若将其压印在泥膏上所呈现的将是非驴非马的荒谬图案。所以，单从制作工艺上看，便可对此印一票否决，造假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