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0年4月26日，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在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璞，副市长程锡景的陪同下，深入晋中平遥县视察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实地了解平遥县对即将在山西省召开的全国农村水利现场会参观点的各项工作准备情况，要求平遥县及市水利部门要精心准备，全力以赴，展示晋中及全省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营、管理水平。

　　资料图片：2010年08月12日，刘维佳一行在汾河大坝侯马段察看汛情。

　　资料图片：2010年6月18日，由山西省农业厅、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北京晋商博物馆承办的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山西活动日暨山西民间艺术风情节于6月18日在北京晋商博物馆举行。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携山西各级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开幕仪式。

　　资料图片：2011年2月23日，副省长刘维佳在运城市市长王安庞、市委常委、秘书长董一兵和永济市市委书记冯方汇、市长陈杰等领导的陪同下，对永济市小麦春浇工作、项目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信访稳定工作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编者按：“十二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工作难度不小，挑战空前。本报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下乡住村笔记”，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事例，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缓慢”的现状，更加深刻认识到“强农惠农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的重要意义。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 “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应多一些这样脚踏实地的调研。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山西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贫困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

　　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老霍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60来岁，朴实厚道，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

　　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和我同去的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

　　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

　　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100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

　　“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沁县虽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县，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不仅要增加投入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2010年12月15日，内容是对支书、副支书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温庄党支部是得到党员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2010年1月9日，温庄支部生活会的内容是批评 与自我批评，记录了一位叫郭晋宏的党员发言，“我今年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党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党员，也很少参加生活和组织会，只认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党员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党员的现状。

　　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

　　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

　　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饭后，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呆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媳妇也找不到。

　　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的缩影。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走访完3户农民，我发现村边有个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投资应该在几十万元以上。一把锈蚀的锁头把门，从门缝看到里边是荒草和垃圾，墙上写着“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老霍对此好像也有某种不满，“这样写是为了争取亚行项目，其实并没有被列上。”

　　这个大门紧闭的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前些年农业项目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有的项目管理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投资浪费和资产流失。我感觉，有关部门之所以好心未办成好事，主要是两个问题常被忽视，一是政府投资项目如何转为集体经济实体，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何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我和昆明商量，要想方设法把这些不成功的项目“激活”，尽可能发挥作用形成效益。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

　　既然镇上的同志知道我来了，那就干脆到镇政府搞点调研吧。从温庄到册村的路不远，坐上车20多分钟就到了。我最关心的还是农民收入，找来镇统计站、经管站的同志，查看了一些统计报表，询问了有关情况。这些年来，农民收入的统计主要是农村调查队的抽样调查和村及乡镇逐级上报两个渠道。一方面，抽查面较小，数据的覆盖性差；另一方面，和乡镇乃至县市上报的数据，则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比如为保住贫困“帽子”就会有意把数据压低。

　　对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省政府正在设计新的目标考核体系，重点强化农民增收的政策导向，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也许这是预料之中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沁县县委书记田志明和县长张斌风风火火来到册村，显然是镇里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消息。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

　　我对志明说，“你快去忙吧，我这次下乡住村就是要切身体验农村生活，不给基层同志添麻烦，更不用你们陪同。”志明和张斌还是想陪我在镇上吃晚饭。我说，“如果你们实在想陪我，那就今天晚上开村民座谈会，商量农民收入翻番规划时来一下，我们共同解剖温庄村这只‘贫困的麻雀’。”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晚上八点半，座谈会在我住的农户堂屋里召开，房东特意换了一个度数高的灯泡，照亮满满一屋子人，虽然劳累一天但大家兴致很高。村民们发言很热烈，有人主张养羊，有人说种核桃收入高，有人觉得还是种玉米谷子才保险。来山西的时间长了，我对村民们说的土话也大体能听得懂。说来说去，最难的是缺少启动资金，各家基本没什么积蓄。

　　我看了老霍的储蓄存折，当村支书一年的工资5000元到账后，当天就还了信用社2900元的贷款利息，其他就是卖谷子的收入。他说，2002年修通村公路时，资金缺口找农信社贷款，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贷，这些年本金是没法还了，只能偶尔还些利息。

　　座谈会开到晚上10点多，时有争论，时有笑声，村民们形成了养羊、种核桃、育树苗增收的共识。我和昆明承诺，帮助村里协调信用社贷款和引山泉水，下一步抓落实的任务还挺重。

　　2011年4月27日，是一个大晴天。早晨4点多，村里就传来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昆明和老霍过来，我们与房东一起吃早饭，小米稠饭烙饼加咸菜。饭后，我按规定交了两天的伙食费。

　　我这次下乡住村既蹲了点又跑了面。早晨八点多，我从温庄出来，开始对沁县郭村镇南沟村、大沟村等几个贫困村进行跑面调研。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池堡村。由于郭村镇书记和我们一起调研，池堡村的午饭甚至还上了一小盘“平遥牛肉”，可能是从镇上商店临时买来的。这顿饭吃得不如在温庄那几顿饭舒服，有人陪餐即便是派饭也变了味。

　　在池堡村，有一处据说宋代就很有名的泉水，妇女们正在泉边洗衣服。我问，“过去的泉水比现在大吧？”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小时候泉水比这大得多，当时这里的水稻最好吃，现在不能种水稻了。站在泉水边，我更坚定了加快山西“大水网”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太阳快落山了，我告别村里的乡亲们，离开沁县返回太原。这次下乡住村两天一夜，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再见温庄！再见沁县！过些日子我还会来，争取帮助温庄把农民增收规划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