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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中国模式尚未成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5日09:22  人民网

  人物周刊:你们有句宣传语,称《环球时报》是全国公信力最强的报纸。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认为自己的公信力强,或者说想做到最强,但这句话不是《环球时报》的标准广告语,也不是我想对社会表白的,我也认为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性,我们不是永远是正确的。可能是广告部作为一种广告术语去做,但我从来不这么说。

  人物周刊:你觉得《环球时报》的局限性在哪里?

  胡锡进:我想跟每个媒体的局限性差不多,媒体从业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经历、所处的位置……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我们在北京办报,报道国际新闻,很多人都学过外语,而且是体制内的报纸,这都会带来局限。但是我们在努力突破局限,这是我们非常努力去做的。每天的社评都是我执笔的,但写作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天早晨编辑部讨论,定下这个题目,编辑会打很多电话,去问很多人的看法,搜集看法,给我看,我们一起来做,我口述,他记录,一起写成,写成之后还要传给几个专家去看,他们就这篇文章的思想、逻辑、文字提意见,写成之后提意见的最少是两个人,总共加起来给社论出主意的大约有百名左右,智囊团,这些人分布在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一流的专家,比如像房宁、金灿荣、张颐武、张琏瑰……特别多。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贵报关于艺术家艾未未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议。

  胡锡进:新闻史会给我们正面的评价。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了,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对在第一时间评论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准备和铺垫。

  中国社会舆论在分裂,造成了一些人把社会上的所有人和事要归队,或者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这不健康。我觉得《环球》在努力地站在公正、中立的位置,来谈一些敏感问题,但我也承认,把握准这一点是很难的。比如说像艾未未的事情,我们连续写了4篇社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很准确,但是总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硬要挑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字狱。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任何文章如果断章取义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那几篇社评是站在中国的利益上来写的,这里面有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我不赞成把政府单独挑出来。中国政府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老百姓、全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我不信美国政府会比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的福利,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判断、举措和民众的利益的确会有冲突、有分歧。

  胡锡进:是这样的,因此需要批评。我们是批评的参与者,我们前段时间批评深圳,驱逐8万高危人员离开深圳,我们第一个发社论批评。日本核事件,《环球》第一个发了社评,提出来要实事求是把情况告诉大家,发展核电要谨慎小心,这和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是永远挺政府,这怎么可能?“中国是一辆巨型卡车”

  人物周刊:你接受过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我很好奇,你接受采访时,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还会选择受访?

  胡锡进:人需要与和你观点相反的人接触。我本身做媒体,知道谁不配合,就会很恼火。不接受的话,他还是会写你,会把你写得更糟糕,所以即使有些媒体来采访我是出于恶意,我也通常给予配合。

  凡要想做点事情,总得要承担一定风险。其实不做事情,你的媒体也会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你什么都不说,慢慢地,也会累积出一种长期的风险。你要是说了,可能也会有当下的风险。但是恐怕所有人都有风险要面对。

  人物周刊:将接受采访,甚至是对立面的采访视为一个完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机会,你的这种想法在体制内似乎还是少数。更多人不这么想,比如说很多地方官员在面对质疑和危机时,常常会认为不回答是种好的保护方式,把自己藏起来。

  胡锡进:那是摆脱责任的一种好的方式。按照规矩,大家都不回答,那么他就没有责任,媒体爱怎么说怎么说,制造了很不好的舆论,也跟他没关。但是如果他说了,不管是对还是错,也许就会给自己带来意外麻烦,这是中国政治非常不好的一种现状。国家应该鼓励官员们多说话,多接受采访,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澄清一下。我不是官员,我只是个媒体人,只不过在体制内,是个比较另类的媒体人。

  人物周刊:你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了解你对“中国崛起”这个概念的看法。

  胡锡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关键是怎么理解“崛起”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中国官方并不喜欢用这个词,更喜欢用“发展”。外媒喜欢这么用,中国人也就跟着用,用来用去就习惯了。中国崛起是中国目前总的现实,不错的地方是,经济发展很快,也有很多弱点和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比如说关于理论的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在理论上怎么对接,这些都没有解决。中国崛起很复杂。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说法,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有人总结为“中国模式”或者是“中国共识”,你认同吗?

  胡锡进:中国共识还不成熟,中国模式也不成型,至少我们自己还没完全搞明白,但是我们确实走的路和西方不一样。我认识一个混血儿,五六岁,我带他出去玩,中国人都说他长得像外国人,外国人都说他长得像中国人。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在当中。看不清楚。我们需要视距,来回过头来看中国,才会看清楚的。

  人物周刊:也有学者认为,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跟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平权有关联的,这是全世界共通的东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胡锡进:这条道路是中国独有的,还是不是,我们不能纠结在这个问题里,毫无意义。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与世隔绝发展起来的,这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一定受到西方影响,没有西方我们也发展不起来,我们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的开放。西方各种思想,好的东西都会对我们产生好的影响,中国发展不是独立的,这毫无疑问。

  但中国不可能照搬美国的英国的,这做不到,中国拿各国好的东西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组合、重新融合,再往前走,事实是这样,而且也必须得这样。大部分西方国家才多少人?都是人口几千万、几百万,这在中国也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省份,或者一个市。中国是一个巨型卡车,西方是卡丁车,开惯卡丁车的人去开开大卡车试试?那完全是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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