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早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最辉煌的1931年，这里曾是中国的“列宁市”。

　　本报记者 聂春林

　　实习记者 郑升   湖北红安报道

　　大雨冲刷了两天后，七里坪镇的天空明净透彻，一尘不染。乌云退去，鲜红的晚霞从西边山顶浮出，如霓裳般笼盖青山下的这座小镇。

　　夜幕逐渐降临，七里坪镇长胜街里，59岁的曾权六将吃过的饭碗收拾妥当。堂屋里的电视上正播着央视一套的热播剧，一只白猫躺在门口的座椅上，悠然的盯着屋外的行人。

　　街道两旁的徽派建筑古意盎然，挂在墙壁上的街灯，灯光灰白清冷，映衬得这条街道也有些落寞，置身其中，似有时光穿越之感。

　　曾权六很喜欢这里夜的宁静，然而在白天，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如织游人来回逡巡，夹杂着挑夫卖豆腐、土特产的叫卖声，以及讲解员高昂的解说声。

　　这条长614米，宽约5~6米，住有168户人家的街道。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早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最辉煌的1931年，这里曾是中国的“列宁市”。

　　如今的七里坪，已是国务院评定的全国红色旅游121工程精品线路之一。每天，这里要接待全国各地近3000名游客的光临。

　　这也是全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引以为傲的资本之一。在红安这片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的土地上，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代)国家主席，以及包括陈锡联、秦基伟、韩先楚等8名开国上将，10名开国中将，43名少将以及145名其他将领在内，共计223名共和国将军。在1927年至1949年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中，14万红安人献出生命，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52人。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红安人习惯这样向外地人介绍红安。

　　对于七里坪这座山区小镇来说，时光荏苒之间，数十年沧桑已被历史铭记。然而，这里开放未深，但每日3000名游客所裹挟的外界洪流，却在不经意间影响着这座小镇，以及住在这里的人们。

　　将军县前传

　　黄麻起义后，这里成为燎原鄂豫皖地区革命形势的星火之地。

　　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927年11月13日。

　　在当时，红安县还叫黄安县，地处湖北省东北部的大别山南麓，与临县麻城接壤。由于山水环绕，交通困乏，这里的人们一直过着清贫、封闭的日子，直到那个特定时点的到来。

　　1927年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会议，决定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发动起义，史称“黄麻起义”。11月13日，起义部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由七里坪向黄安县城进发，黄麻起义由此载入史册。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麻起义后，这里成为燎原鄂豫皖地区革命形势的星火之地，但恶劣的斗争形势让黄安县城几度易手，起义队伍不得已转战至大别山区。

　　在历经数年的转战斗争后，1931年12月23日，时红四方面军再次攻克并占领黄安县城。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胜利，宣布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红安作为县名首次出现，但在当时，国民党政权并不认可这个县名。

　　时间到了1952年9月，为了表彰黄安人民革命斗争业绩，湖北省政府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将黄安县正式改名为红安县。由此，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褒奖的县。

　　但政治上的荣誉，没能改变这里的穷困面貌。与中部其他大多数的山区县市一样，这里的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全国重点贫困县的帽子也如影随形。

　　从部队转业来红安的胡耿，对此深有体会。1978年，胡耿来到红安县任职宣传部副部长。1993年离休后，这位77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研究红安历史和军事史，并经常应邀作有关红安历史的报告和演讲。

　　他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红安是“一根烟的小县城”，抽根烟就能逛完，“整个县里仅有5辆吉普车，全县53万人，主要靠种植稻谷、小麦、红苕、花生等作物营生，农民人均收入只有78元/年。”

　　直到19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由沿海吹到内陆深处，深藏大别山的红安也嗅到了春风的气息。至“十一五”末，工业对红安GDP贡献率已由23.2%上升到62.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1.5亿元。

　　但工业发展的火热没有打扰到这条历经战火的长胜街，历史在这里仿佛停滞一般。

　　落寞的长胜街

　　沿海经济的发展，掏走了老区大部分的精壮劳动力，留下来的人们，只能期待迟来的转变。

　　这天早上，36岁的胡瀚把长胜街里数个景点的门打开后，已经有导游带着大批的游客到来。自1993年参与工作，他来长胜街已有18个年头。如今，他已是红安县七里坪镇七里坪文物管理所所长。

　　但是，胡瀚更为关心的，是县里，或者省里何时将七里坪的旅游配套设施完善起来。时至今日，七里坪仍没有一条可以直达武汉的公路；而在七里坪最大的宾馆里，游客们仍然无法上网。

　　“人流量大了之后，要想办法让人留下

　　来。”胡瀚说。游客们是在这两年才逐步多起来的，尤其是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

　　长胜街的街面环境直到2000年左右才开始翻新整修，在这之前，胡瀚对长胜街的印象是“典型的脏、乱、差，电线像蜘蛛网一样乱搭在街道上，住户们摘完菜的垃圾随便一丢，街上就没法看”。虽然已有37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但这条老街与镇上其他破落街道没有区别，一直到2009年左右，长胜街才有了现在的面貌。

　　这是整个红安县在面对滔滔游客时普遍的尴尬。湖北省政协委员，同时也是红安人的陈永明对此颇有体会。在考察了井冈山等地区后，他感叹红安“有这么多的名人，这么好的资源，没好好利用实在可惜”。

　　事实上，红安县与湖北其他县域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其除了有传统的农业和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工业作为经济支柱外，还有其他地方没有的第三条腿——红色旅游。然而，三条腿的红安跑得却并不远。

　　以2010年计，红安县完成的地区生产总值为64.3亿元，虽然同比增长14.2%，但这样的数字在湖北省80个县(市)中只能排在中后等。

　　而在2009年，红安县地区人均生产总值8450元，比延安宝塔低19875元，比江西井冈山低770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88元，比江西井冈山低1003元，比延安宝塔低759元。

　　胡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现在的长胜街，住在北边的主要是种田的农民，大都是老人、小孩和妇女留守在家；住在南边的经商的，做的却是理发店、百货店、衣服店之类的营生；而中间的一大段街道，则往往是门户紧闭，主人家全部外出打工了。整个长胜街上，与旅游相关的只有今年才出现的四家卖纪念品的店铺。

　　他说，沿海经济的发展，掏走了老区大部分的精壮劳动力，留下来的人们，只能期待迟来的转变。

　　胡瀚的妻子在长胜街租了个门店，做蛋糕店，门面租金每年2000元，而在一墙之隔的七里坪胜利街主干道上，门面租金大概是8000元一年。

　　迟来的转变

　　“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已经启动。

　　曾权六现在的日子很简单，每天七点左右起床，跟老伴一起吃完早饭后，要么跟邻居拉家常，要么坐在家里看电视，一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但他也注意到了这几年长胜街的变化。有时候，游客会很好奇的走进他家，跟他拉扯几句长胜街的历史，或者相互之间好奇的打量对方。他通常都会热情的跟游客聊天，聊到自己远在杭州工作的儿子时，他会满脸幸福。

　　对于曾权六来说，在长胜街30多年的日子，生命已经被时光固定起来。当命运的纸牌悄然翻动时，他是无所应对的那一群人。

　　而第一个来到长胜街开纪念品店的陈向阳，对于长胜街的未来显然有着更大的期许。虽然，他是在两个月之前才租下的门面，但他已经决定要坚守下去，因为“人多总会火起来的，等别人都知道时再来就晚了”。

　　在来长胜街之前，陈向阳做的是倒腾古玩的生意，15岁离家闯荡，天南地北见过不少世面，如今34岁，他又回到了七里坪。家乡这些年的变化，让他看好七里坪的未来。

　　但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来说，七里坪的未来未必是他们的未来。

　　从旅游学校毕业后，周维就近来到长胜街，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游客讲解早已烂熟于心的长胜街历史。长时间在这里工作，19岁的她已经跟街坊混得很熟了，有人从山上摘来李子，也会塞给她一把。

　　在她看来，七里坪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干旱旱不到，大水淹不到，但这也注定了七里坪内在的封闭性。只是，当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七里坪安逸的生活不可避免的会融入整个红安的发展史。

　　如今的红安，已经有了一个县级新型工业园和四个乡镇产业园。在陈永明看来，红安已经铺好了招纳企业的台子，“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已经启动的当下，红色的红安备受瞩目。

　　而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视察红安时也指出，老区发展要围绕建设“红色的大别山、发展的大别山、绿色的大别山、富裕的大别山”这一总体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红安对旅游业的要求是以整合包装为重点，实现由单一观光型旅游向多元复合型旅游转变。

　　长胜街，正在发生新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