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麟 张扬的“消失”

　　人们给予他的作品各种解读，比如“环境对人的侵蚀、政治强权下个人的渺小”，他自己说，“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准目标，向生活的纠结之处开炮”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

　　刘勃麟站在工作室门口迎候我们，挺拔、利落的样子实在不像个艺术家，他开玩笑说，“没错，我不是什么搞艺术的，我是来这儿拍婚纱照的。”

　　今日798已经被咖啡馆、饭馆，乃至大大小小的服装店肢解，马路牙子上挤满了游客，手里拿着相机和北京地图。

　　尽管如此，这个名声在外的当代艺术区依然寸土寸金，有实力把工作室开设在这里的艺术家，必须是艺术市场上的赢家。

　　刘勃麟的工作室是这里最常见的loft格局，一楼是艺术品展示区，二楼一半是工作室，一半用作会客。

　　2005年起，他因一系列题为“城市迷彩”(HIDING IN THE CITY)的行为艺术成名，在助手给他涂上油彩之后，他神奇地“消失”在某个地标建筑、几个巨大的“拆”字，或者是“热烈庆祝国庆佳节”的花坛等司空见惯却又意味深长的背景里。

　　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紧密勾连，使得他的作品引起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人们给予他的作品各种解读，比如“环境对人的侵蚀、政治强权下个人的渺小”等等，他则被昵称为“隐形人”。

　　评论家称，“在当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群体中，长期持续地以社会、政治、权力体制、文化、个体及其相互间关系作为最主要关注点的并不在少数，而青年艺术家刘勃麟应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带有‘特定距离’的社会观察、批判一直是刘勃麟从事当代艺术创作以来不曾中断过的创作主线与精神根源”。

　　从一无所有的北漂一族，到拥有目前的知名度和一个运转良好的工作室，他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意，但同时也面临着成名艺术家共同的困境，当艺术变成生意之后，如何维护自己创作的诚意、独立性和不竭的创造力？

　　隐藏

　　对秩序和权力的消解、愤怒、反叛是当代艺术的核心精神之一，用刘勃麟的话说，“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准目标，向生活的纠结之处开炮”。

　　对现实生活的愤懑不平是他早期创作的重要动机。

　　2001年自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4年处于无业状态，靠教小孩画画勉强应付生计，“有一次裤子刮破了，没钱买，就弄个胶布在里面一粘，凑合着，学生们都笑我……”

　　1米83的山东汉子心里委屈，觉得自己被生活亏待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混成这样？想搞清楚我自己跟周围环境的关系。”

　　2005年，他来到北京，在索家村艺术区给读研时的导师隋建国当助手，“帮老师做雕塑模型、布展、打杂……”

　　索家村地处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西南部，自2004年起，开发商将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村庄定位为艺术家聚居地，投资兴建了“北京国际艺术营”，曾被称为“成型最快、人数最多、空间安排最有序的艺术家聚集地”，吸引了数百位艺术家落户创作。

　　“我那时只能算是打工的，每个月拿份工资，算不了什么艺术家。”晚上没事的时候，刘勃麟会去村里其他艺术家工作室里转转、聊聊，“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听听他们的想法”。虽然自己的未来还无法触摸得到，但当他摸黑在村里窜来窜去时，心里隐约有种激动。

　　索家村属于非法建筑，将要拆迁的消息从2005年夏天就传开了，6月16日那天，一百多名艺术家集体签名呼吁保留索家村，并用身体组成了SOS的急救信号。

　　第二天，又有几支摇滚乐队到索家村来开演唱会，做“再声援”活动，因为聚集人数太多，活动被警察取消。人群散开后不久，一位知名艺术家带来了好消息，“一年之内不拆”，村内艺术家们于是聚集欢呼。

　　“我是当年5月份到索家庄的，去了没多久就听说要拆，一直这么传。”

　　11月份，他离开索家村，到郊区参与隋建国老师的另外一个艺术项目。“听说索家村被拆了，当时不敢相信。”

　　他回村的时候，村子已经被封了。趁看守不备，他爬墙进了村。工作室没有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他那些傍晚时分飘浮在空气中的似有似无的艺术梦想被断墙碎砖砸倒在地，一块一块，触目惊心。

　　“刚有点稳定感，有点希望，就遇到这个事儿，我有点受刺激了。”

　　11月27日，艺术家们在拆除的废墟上进行举办了一个名为“拆？拆！拆”的展览，愤怒是这次展览的主题，其中有一幅装裱精良的书法作品，内容是两句脏话。

　　刘勃麟的出场让人印象深刻，他站在拆迁废墟前，将自己从头到脚涂上颜料，让自己与废墟融为一体，“被吞噬，被消失”。

　　“政治艺术家”的标签

　　用身体参与艺术创作的想法，由来已久。

　　“每个艺术家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希望能够给人一击”。在索家村，刘勃麟跟自己的老师和一位师弟讨论过自己的想法，“这个方式不是我独创的，英国有一位女艺术家，用自己的裸体参与创作，融进各种变化的背景里。”

　　在他最初的设想里，他想表达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感和疏离感，“还有一些想法完全是好玩，比如我从小喜欢大吊车、推土机什么的，觉得‘消失’在那些大型机械前面会很有意思。”

　　他没有料到自己的隐藏处女作会是在拆迁废墟上，随之而来的过分政治化、社会化的解读让他有些不安，“我不想被贴上‘political artist’(政治艺术家)这样的标签，艺术不能跟政治划等号，艺术家必须是游离社会之外来看这个社会的。”

　　他回答外媒记者提问时分外谨慎，“中国社会里政治的因素和印迹太多，所以我的作品才会被人闻到政治的气味，这里的问题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社会，我的作品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让观众和我一起思考。”

　　他试图平抑自己的愤懑，以游离、理性的姿态来呈现自己对世界的体察。在拆迁作品之后，他又做了四五个“消失”作品，“那个时候有些迷惑，不知道该朝着什么方向继续进行下去。”

　　这个时候，他又一次遇到了一个不容易克制情绪的事情，而每当他动情动容，就会有打动人心的佳作。

　　2006年3月，他应邀参加798的一个集体展览。开展当天，他发现许多展品被拿走了，“那个展览的大部分作品因为种种原因都被拿掉了，虽然我的作品没受影响，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太了解那些同行不能参展的痛苦了，展览是我们惟一的机会、惟一的窗口。”

　　他创作了一个作品，请了一个演员穿上一身警服，“让他在后面抓我”，而他全身涂成乳白色，融进背景墙里，被警察抓住，却又从人们的视线中隐匿了。

　　当年5月，他应邀参加另一个展览，展览设在原国营706厂的旧厂房里，这里曾经是一家大型无线电工具设备厂，如今成为798艺术区的一部分。

　　考察场地时，刘勃麟在高高的厂房里看到一条大标语，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他想找几个当年在这条标语下工作的工人，给他们涂上油彩，隐匿在这条标语下，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们平凡寂寥的人生做一个隐喻。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他一家一家地问，一个一个地争取，终于说动6位工人师傅参与到这次创作中。

　　“这个厂里的人都下岗了，没有人愿意去揭自己的伤疤。我只能一遍遍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理解我的作品， 跟他们说时代的变化，说体制的变化，说这个作品所承载的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常常是说着说着对方就开始掉眼泪，“他们很多人是年轻时就在这个厂工作，青春啊、梦想啊、成长啊什么的都在这里，没有人想到生活会变成现在这样。”

　　刘勃麟跟着他们一块儿掉了眼泪，他的努力和坚持使得这幅《隐藏：下岗706》厚重深沉，厚厚的油彩下6位参与者的沉痛、悲哀像铅石一样砸进了观者的心里。

　　“别给我到外国去丢人”

　　从2005年到现在，“城市迷彩”(HIDING IN THE CITY)系列已经拍了一百多幅。

　　毕业于中央美院的人，少有像他这样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参与艺术创作的，刘勃麟笑着说，自己不是学院派，“我没那么高贵，我就是一个江湖派。”

　　他的每部作品平均都要花4到5个小时，先确定背景，选定一处作为自己的“消失地”。

　　与负责着色的助手商量好怎样上色后，他穿上尚未着色的迷彩服(选择迷彩服一是因为便于隐匿，二是因为便宜)，站到背景前的确定位置上，像块石头一样，矗立不动，直到助手们把他画进背景里。

　　创作结束后，洗掉颜料是件受大罪的事。因为颜料刺激皮肤，他的脸上生了疹子，鼻子边的一大块皮肤彻底给烧坏了。“给头发上色更痛苦，颜料渗到头皮里，头晕、恶心。每次完了洗头，都跟杀猪一样，得用很烫的水烫头发，把颜料泡软了，再用粗齿梳子去梳。每洗一次，都会掉很多眉毛和头发。”他摇摇头，说这是自己的命。

　　故宫、长城、北海九龙壁、天坛祈年殿……他将自己嵌入了每一个北京地标建筑前。在这些禁令甚多的地方，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冒险。

　　他尝试过走正规途径，给对方打电话，寄个人资料、创作说明……“没人理你，运气好，人家能给你回个电话，告诉你，我们不方便接待。”

　　他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故宫和天坛，都是买门票进去的，假装是游客。一般会提前去一次，踩好点。”由于化妆时间比较长，又容易被围观，他总是叮嘱助手，“一定要保护好相机！”

　　拍长城时，情况更为复杂，“长城有安检，不允许带颜料进去。”他们一行四人，把颜料分两份，“如果一组被拦住了，另外一组要想办法过关。”

　　……

　　在天坛祈年殿拍摄时，小保安走过来，问他，“干嘛呢？身上画成这样？”他说，“没事儿，好玩！”

　　小保安正色道，“我知道你们是搞艺术的，记住啊，别给我到外国去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