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拥有强大抗体，所以能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保持与时俱进，因而能与时代同行；不断清洁自身 ，坚决反对腐败，更是赢得民心的关键。纵观党的90年，虽然各个阶段的特征不同，但反腐却一直贯穿其中。

　　党是这样炼成的

　　◎文/本刊记者 周丽萍 舒炜

　　一个50多人的政党，90年间发展到拥有8000万成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60多年后在世界上傲然卓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在新世纪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令人振奋的 曙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拥有强大抗体，所以能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保持与时俱进，因而能与时代同行；不断清洁自身 ，坚决反对腐败，更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纵观党的90年，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革命战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三个阶段各有其 鲜明的时代特征。共通的是，反腐大旗一直在高高飘扬。

　　真金炼自革命熔炉

　　时间：1921年7月～1949年10月

　　经典场景：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有一块长3米、宽2米的花岗岩，因为曾遭雷击，故名“雷打石”。这里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发源地，1927年10月，毛泽东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 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典型案例：谢步升案黄克功案肖玉璧案

　　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是去芜存菁的革命熔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分析说：“此时的腐败问题总体较少 ，战争成为了反腐败的最好载体。革命战争本身就教育了我们的党员干部，只有反腐败才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革命 才能成功。”

　　客观上说，在革命战争那种艰苦严峻的环境中，腐败的前置条件并不充分。但是，少腐败并不等于没有腐败。从以瑞 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到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一直对腐败保持高度警惕，在探索中不断加强监督 ，为今后反腐倡廉积累了必要经验。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等五大腐败案。四 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这些反腐案例具有重大意义，尤其通过黄克功和肖玉璧的两个案例，更是向全体党员和广大 人民宣告了党坚定的反腐败决心。纵是劳苦功高，只要触犯党纪和相关制度照样会受到惩处；纵是标的额少，但执法者一样要 秉公办案，不留情面。

　　抗战时期，各边区民主政权都将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 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刘益飞认为，这些条例惩办措施严厉得甚至有些 “不近人情”，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 无期徒刑；晋冀鲁豫地区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党史专家总结指出，此时的反腐败，充分依靠了党内民主，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纳入民主讨论会。一为正本清源，坚固 营垒；二为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让民众信服。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清廉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 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阶段特征：战时反腐 民主反腐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反腐有两大特征，一是革命党思维下的铁腕反腐，执行铁的纪律；二是民主反腐，用好了民主 这一遏制权力腐败的法宝，体现在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群众舆论监督上。

　　同时，反腐败的战时特点明显，最终的执行是通过中央领导集体的“批示”来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党纪和法律的规定 直接执行。

　　在曲折中探索前行

　　时间：自建国到改革开放前

　　经典场景：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也是个周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头戴一顶水 獭皮帽的刘青山身穿一件藏青色大衣，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 的布牌，特别引人注目。刘青山刚上来时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但随着在场的2万多人用愤怒的目光扫向他时，刘 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

　　典型案例：刘青山、张子善案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经受执政的考验，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进京“赶 考”前，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言犹在耳，建国初期就有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在 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判处死刑的有42人。紧接着在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贪污罪的惩治作出明确规定。

　　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反腐败主要不是依靠法制和专门的反腐机关，而是依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领导和发动的群众 运动，如先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四清运动等。李永忠认为，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两声枪响”管了20年，更根本的原因是 频繁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极大地震慑和遏制了当权者。

　　由于当时物质资源匮乏、实行计划经济的空间伸缩较小，腐败多表现为 “小打小闹”。 “有人贪污几十块钱团费 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理。那个时代是‘万字号的都枪毙’，就是贪污上万元就枪毙。”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在群 众的眼里，共产党的干部是很廉洁的。”

　　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这一时期虽然经济领域腐败的发生相对较少，但“政治腐败”却呈高 发态势，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非正常的政治运动，如“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腐败作风造成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迫害。

　　阶段特征：高压严惩 运动反腐

　　这一时期，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作为反腐的载体，同时保持政治高压，单就反腐败的效果而言是很好的。但过于 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陷入瘫痪状态，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代价惨重。虽然运动 式反腐不能长久、也不可取，不过那种有腐必反、惩腐必严的理念，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败的宝贵经验。

　　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

　　时间：改革开放至今

　　经典场景：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20天后，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 胡锦涛重温了诞生在西柏坡的著名的“两个务必”经典论述的涵义：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典型案例：胡长清案成克杰案郑筱萸案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在 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他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 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新时期的腐败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征，就是钻改革的空子，找新旧体制交接的缝子。如上世纪80年代的腐败重灾区 ，一是由于国门刚打开时大量走私导致的海关腐败，二是实行“价格双轨制”导致的一批“官倒”腐败。而90年代之后，土 地审批、证券交易等资源要素领域成为反腐重点。新世纪以来，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 法等五个领域被列为反腐的“重点对象”，也被外界描述为“中国新一轮反腐的具体方向”。

　　而反腐败斗争也与改革开放同步，经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深水区的制度建设的过程。30多年来，党对腐败的认 识从简单作为一种思想、作风问题，发展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思考；反腐的路径从单一的查办案件，发展到惩防并举、建 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的思维也从防范堵漏，发展到通过改革来解决深层次治理问题。

　　根据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统计来看，近几年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但是，“目前取得的反腐成果固然丰硕，但 还没有完全达到人民群众的要求。腐败多发易发的态势未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向两头蔓延的趋势仍然堪忧。”魏敏生教授说。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反腐倡廉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十七大上，反腐倡廉建设成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当前反腐的力度广度深度，亦前所未有。李永忠认为，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中国反腐迈向了一个新台阶； 而李成言教授说，“‘让官员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90年来取得的最宝贵反腐经验。”

　　阶段特点：体系反腐 依法反腐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伟大转变，也经历着从革命党反腐思维向执政党反腐思维的转 变。一方面全面推进反腐败工作，建立健全教育、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另一方面明确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 努力实现国法与党纪的无缝对接。

　　记录那些声音：90年的铿锵语录

　　◎文/叶茂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其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

　　“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

　　——何叔衡，瑞金时期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被称为“何青天”。

　　“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毛泽民，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是中央苏区廉洁自律的模范。他从不搞特殊化，就连他的兄长毛泽东前来视察时 ，他也坚持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杯开水而已。在其严格要求下，中央苏区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 。

　　“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刚正不阿、厉行反腐闻名。1981年，因为其胞兄安排其子在县里工作，被胡 耀邦同志严斥，并要开除其党籍，胡耀邦同志的正气遂被胞兄骂为“忘恩负义”。

　　“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要 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反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一直着力于进行理论创建和实践，反腐理论也成为邓小平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要我们党自己不腐败，自己不蜕变，谁也演变不了我们！”

　　——在共产党处于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时，江泽民将反腐工作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拒腐防变也是“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群众观”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反腐史话

　　◎本刊辑

　　法制史

　　第一个反腐败文件

　　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共产 党最早的反对贪污腐败的文件。文件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签署发表。通告里有这样的话：“贪污腐败不仅丧失革命 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遍社会道德所不容。”

　　第一个反腐法令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 。当时根据地内的民间歌谣，十分生动地记叙了这样的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第一部惩贪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首次确立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应予“死刑 ”的条文，保障了当时的“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第一部党内监督法规的出台

　　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制定出台。该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执政54年来制 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这部《条例》着重“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转变党的作风 ，密切党群关系。该条例明文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第一部国际反腐公约的签署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目 前已有80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2003年12月11日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于2005年10月27日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该公约对于我国的意义是，奠定了打击腐败犯罪 开展国际合作的多边法律基础，在预防性措施、刑事定罪、引渡合作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特别是在腐败资金的返还 问题上，第一次在国际法律文书中确立了“被贪污的公款必须返还”的原则。

　　第一次提出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纲要

　　2005年初，中央制定并发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并指出这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个体系的建立，说明党的反腐工作方针更加科学， 进一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并使得反腐倡廉建设有了较为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随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相关内容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机构史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是王荷波，并以党章修正案的形式对中央 及省一级监察委员的产生、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的关系等作了明确规定。这是我党第一次创设党内监督机构， 意义深远。

　　1949年11月9日，在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 进行工作。朱德任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随即党的各级纪检机构逐步完善。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更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党章中增加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对上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关系也作了规定，把党的监察委员会作为必须设立的机构用党章的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了党内监督的制 度化。

　　十年“文革”中，党的组织和纪律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监察机构也随之陷入瘫痪。

　　1978年12月，中纪委恢复重建，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委员会，陈云任第一书记。

　　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 的体制。

　　200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马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

　　回望90年，乐望未来

　　——对话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

　　◎本刊记者 周丽萍 叶茂

　　当记者坐在这位专注于党史多年的老人面前，感觉历史如粉末细屑般播撒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那些重大的历史瞬间 、人物的片语音容、与大大小小的年代观感，如同黑白电影一样缓缓播放，让人静静观看与体味。

　　本月，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华诞。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叶笃初，倾听这位老共产党员对于90年反腐 史的讲述。

　　三个并存与两个顺应

　　记者：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不提反腐败，没有哪任统治者不倡导清廉。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与之有什 么不同？

　　叶：我认为有本质不同，那就是我们党的人民性。历史上的反腐败，都是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反腐 的局限性明显。而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腐无禁区。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党的90年历程，包含了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同时也贯穿了一部反腐史？

　　叶：可以这么说，但不同时期的反腐败适应了不同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革命战争时期的反腐败，除了严惩经济上的贪 污，还重点反政治上的腐败，即对党的背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是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四人帮”倒台后 ，中纪委恢复重建，当时主要任务是整顿党风。因为十年动乱严重败坏了党内风气，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到中央党校 讲课，专门就是讲这个问题。

　　过去，我们一般都是把反腐败工作方面的要求放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来论述。而党的十七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 廉建设”的概念，成为党的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凸显了反腐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当前的反腐败任务较之过去 更加复杂、更加艰巨。

　　记者：目前我们面临怎样的反腐形势？

　　叶：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对于反腐败形势作了精准的研判，即反腐倡廉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 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这“三个并存”的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是对反腐大局的清醒认识。我认为这“三个并存”还建立了 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模型，即反腐败形势的正极与负极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既在一定时期内并存，又可以转化。我们新时期 的腐败治理思路，就是思考如何“增加正态值、减少负态值”，努力把形势向好的方向扭转。

　　记者：怎么才能“增加正态值、减少负态值”？

　　叶：这就是胡锦涛同志接下来提到的“两个顺应”——要顺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认为这 “两个顺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要求我们加大反腐败工作的主动性、创新性、科学性，主动有 为、与时俱进。

　　权宜之计与万全之策

　　记者：现在人们都认为是腐败毁了苏共，导致人心背离，亡党亡国。为什么一个曾经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会滑向腐 败的泥沼？这于我们党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

　　叶：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是苏共腐化的致命病根。苏联 “疗养食堂”的特供，本来是列宁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 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一个临时性措施，但后来却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待遇，并通过制度的固化慢慢变 为特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为官僚特权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 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最后，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发现资本主义是使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从而成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为了他们的私利集体背离了社会主义。

　　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特权，对之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毛泽东多次提出防止特权、防止腐败的问题。在上个 世纪60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明 确指出，决不允许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尖锐批评了少数党员干部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的现象。党的十二大制定通过了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 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虽然现今社会的特权 痕迹和观念不是一点没有，但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党内存在的搞特权、谋私利的现象也会逐 步减少直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记者：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也祭起了反腐败的大旗，为何却最终走向了苏共覆灭的不归路？

　　叶：戈尔巴乔夫“反腐败”却大肆腐败，“反特权”却大行特权。大量事实表明，戈氏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 享受的特权，而且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领导者执意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背离了马列主义的旗帜。

　　反腐如果忽略了“旗帜意义”，就会产生思想和意识上的混乱和颠覆，前苏联就是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反腐败事 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一方面，反腐倡廉能力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反腐倡廉建设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

　　记者：当前社会中部分人对反腐败信心不足，并质疑当前的一些反腐举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您认为呢？

　　叶：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低估成绩，抱着消 极悲观的态度，甚至认为我们党对腐败问题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是缺乏根据的。

　　当前我们的一些规定举措，的确是对一个突出问题做出的“权宜之计”，先来个“急刹”，止住风气，再逐渐摸索和 过渡到“万全之策”。往往无“权宜之计”，就无法找到“万全之策”。这好比中药的“试剂”，我们先试一试，发现有用了 ，再继续用此味药。如果我们按这种“过程论”的思维来看待目前许多反腐制度的出台，就应该充满信心而不是丧失信心。

　　记者：据中央纪委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3000多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200多项。但同时，“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现象仍然存在，您怎么看待这种现 象？

　　叶：写在纸上的东西不等于有实际效力，这就是制度执行力的问题。“立而不施”、“施而不力”的制度，没有多少 实际意义。

　　我认为，能否在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上取得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进步，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 重要检验。狠抓制度实效事关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成败，抓好了就主动，抓不好就被动。我们常说，惩治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现在还要加一句，“惩治腐败各项制度有无实效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世纪之问与乐望未来

　　记者：您作为一个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慨？

　　叶：90周年，习称三世，的确太难得了。60多年前，我担任汉口中学学生运动的联络员，参加地下工作时，才1 6岁。我亲历了近30年以来“逢五”、“逢十”的历次纪念活动，觉得越来越有新意。不只对历史回顾有新意，更感受到对 现实和前瞻的新思维。作为一名党的理论研究者，我认为，一个勇立潮头、在理论上不断继承和探索的政党，必然会与时俱进 、充满活力。

　　前不久，《华盛顿邮报》记者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办法保持长盛不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近百年 、正引领国家开创一个新世纪，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世纪之问”；它也代表了全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长期创造繁 荣的探究，是“世界之问”。当年在延安，毛泽东的“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一个回答，现在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 政理念也是一个回答。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中华民族复兴就拥有不可战胜的强大力 量，中国共产党人就有能力完成新的历史重任。因此我是“科学的乐观”，乐望党的未来。

　　记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90年交出了一份相当漂亮的成绩单，但在当下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 你认为当前我们党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叶：在建党90年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确面临许多重大挑战。首先是如何在继续保持经济强劲发展的同时，加快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到建党100周年时，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党赶考的“必 答题”，是要向人民交卷的。第二个是要以人为本，努力解决好民生问题，即人民利益的具体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国家长 治久安的根本。再有就是反腐败问题，可以说，反腐败的成败，也决定着党的成败。历史和外部的经验都证明，物自腐而后虫 生，祸起于萧墙之内。

　　记者：现在中国共产党不论是规模还是成就，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党，但也有人对当下青年人入党动机中的功利色彩有 担忧？

　　叶：每一个政党，都有“代际继替”的问题。党要保持活力，就要不断吸纳新鲜血液，才能后继有人。我跟很多高校 的年轻学子有过交流，感到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生们入党的积极性是很高的，表明我们党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凝聚力。

　　我不否认部分人的思想存在功利色彩，但我认为不必过分夸大和担忧。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很单纯，只讲 奉献不讲个人；但现在承认个人利益，入党客观上是功利加理想主义的结合。关键是对年轻党员有一个长期引导和教育的过程 ，要让他们懂得党的历史，以生动的实践和鲜活的思想来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人将之作为信仰。

　　我认为，老祖宗不能丢，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是在为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目标(将来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当代人和下代人中，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性。共产党的基础理论，乃是无穷尽的真理，真 理也是在发展中。重温老祖宗的这种思想，对于高级干部直到县级干部来说尤为重要。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相 伴随的核心价值观、政治理念、组织思维等等，都会获得一把“解惑之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