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

　　上台之前，评弹演员徐长青随意地穿着一件跨栏背心，倚在最后排的位子上和听客们聊天。看见年轻的听客，他的脸上掩饰不住好奇与兴奋，“你来听书？听得懂吗？”

　　电铃响了两次，1点半，一束橘光打到红色帘幕上，随即帘幕一跳一跳地拉开。徐长青已经换了一身白色长衫，他的搭档叫袁莉莉，穿的是黑底绣花旗袍。台下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

　　两人各有两套乐器，一套琴弦朝下扣在桌子上，一套侧立在座椅旁。桌子上只有两杯白水，一块惊堂木。两人低头调好音，正了正坐姿。袁莉莉一双涂满红色指甲油的手扣在琵琶上，“请听开篇，《王熙凤》：为人何必太机灵，大智若愚含义深，谁人不识王熙凤，八面威风坐荣宁……”台下逐渐安静。在评弹里，开篇和正书并无太大关系，是演员用来试嗓、镇场的。

　　一曲唱完，服务员拎着一只铁壶给听客的茶杯里加水。徐长青整了整领口，用毛巾擦了擦嘴，“啪”，惊堂木一响，正书开始。陈元禧戴上眼镜，而有的老人已经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48岁的徐长青是苏州人，他18岁登台表演，如今是上海东方评弹团的演员，每年有210场的演出任务。他总是显得很忙碌。“我一会儿还有事情。”在二楼演员休息的房间里，他边扣着衬衫扣子，边说。

　　在这个圈子，票房好的演员被称为“响档”。为在竞争中胜出，上世纪40年代，上海7档知名演员联合成整体，一起演出，几乎垄断了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知名书场，演到哪里，哪里爆满。有人在报纸上骂他们是凶神七煞，“七煞档”的大名由此而来。

　　那时，上海不仅有“七煞档”，还有“评弹皇帝”“评弹皇后”。1948年《书坛周刊》举办评选时，读者投票踊跃。最后，一位名叫严雪亭的演员得票最高，荣膺“皇帝”。他总是单档表演，一人扮演葛三姑、小白菜、知县、醇亲王、扬州太太、绍兴师爷等多个角色。曾有传说，他一天就能挣到一根一两的金条。有人亲眼见过，严雪亭在雅庐书场说《杨乃武》时，连三轮车夫都停下来不走了。

　　如今“响档”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根据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的统计，目前，江浙沪三地只剩下13个评弹团，还在演出的评弹演员为172人，而这三省市共有书场173家——按一个演员一家书场算，竟然无法填满。

　　目前一位普通演员一场的收入大概在100到150元。由于收入不高，许多专业演员宁愿去旅游景点唱“背景音乐”，甚至因此推掉与书场的合约。还有很多演员下海做生意，特别是优秀的年轻演员。“越是优秀，越早看明白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上海一家评弹团的负责人无奈道。

　　“以前演员是为生计而搏，现在叫混饭吃。”雅庐书场现任经理吴继平说，“过去的演员早上爬起来练嗓子、排戏，哪怕这个书天天说。现在呢，晚上搓搓麻将，到快开场了才起来，也不吃，说完了再下去搓麻将。”过去，还是书场服务员的他，经常能在书场里听到老演员带着徒弟背书、甚至因说不好责打徒弟的声音。

　　吴继平是1983年从部队转业到雅庐书场工作的。1978年雅庐书场恢复营业，原经理钱关根被调了回来，与转业军人、雅庐老职工还有其他剧场调来的工作人员组建了新的班子。

　　曾经繁华的书场已经空空如也，只能用两根毛竹从靠背木椅底下穿过固定住，一排5个座位。简单打扫一番后，书场开业了。吴继平记得，他来的时候，从办公室的房顶还能望到天。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雅庐书场却迎来了“文革”后评弹的新高潮。书场重新开门，评弹演员又可以出来表演，传统书目也恢复了，甚至还有人根据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了一档《倚天屠龙刀》。那时，大书场的经理常常亲自到小书场挖掘演员。大华、西藏、雅庐这些知名书场主管业务的经理，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互相推荐能“出生意”的好苗子。

　　“以前的那种辉煌是不可能了。”在装修一新的办公室里，吴继平这样感叹。这段短暂的辉煌后，评弹在上海又滑入低谷。

　　客满

　　还有一天，售票员小纪就要退休了。

　　到雅庐书场前，小纪是曾经的上海四大书场之一——大华书场的售票员。西藏、大华、仙乐、静园这4家大型书场都是由舞厅改造而成，音响设备好，通常有800-1000个座位，是上海最顶尖的评弹演出场所。仙乐书场曾为中篇评弹《红梅赞》做过户外霓虹灯广告，“红梅赞”3个大字在夜晚闪着红莹莹的光，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对于过去的辉煌，小纪不想回忆更多。“我们那里有800多个位子呢，很多有名气的人都去过。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人的。”她低着头摆弄着一只触屏手机，漫不经心地说。

　　由于大书场地处城市主干道附近的“黄金地段”，拆迁改造的推土机首先驶向它们。上世纪80年代末，这几家书场相继关门，改头换面成了服装市场、美食市场甚至仓库。相对隐蔽的雅庐书场反而得以保留。

　　1990年大华书场关门，原址建起了商业楼宇。小纪被调到同属于卢湾区文化局管理的雅庐书场。对于评弹，她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书场里正说到“九·一三”事件中的“汪庄风波”，小纪在不到10米的走廊另一头，坐在售票亭里数着票款，丝毫不受影响。

　　书场一天收入几百元，少的时候还不到100元，这样的情况和当年没法比。“那时候排队，排得很长哎。那时候娱乐生活比较少呗，没有搓麻将、看电视呀那么丰富，人家都来听听书嘛。”她说。

　　在那个文化饥渴的年代，不管说什么书、谁来说，书场几乎都能客满。有的学校礼堂里也开了书场，居然还是“客满”。

　　雅庐书场曾经做过一块木板镂空的“客满”标牌。后来木板赶不上潮流，书场又订制了“客满”的霓虹灯，就挂在休息厅里。那时吴继平还是书场服务员，他记得最忙的时候，雅庐一天有4档演出，烧水冲茶都来不及。

　　这块“客满”的牌子连同霓虹灯，早就被前任经理卖到了废品收购站，不知道以什么样的面目在这个城市存在着。曾经悬挂霓虹灯的门脸下，如今是那家碗店，在堆满了瓷勺瓷盘和不锈钢水壶的店面里，实在难以想象出当年的模样。

　　尽管火爆，但由于门票便宜，仅靠评弹还是赚不了钱。于是雅庐书场“集体下海”，在二楼办起了招待所。几间房子略微收拾了一下，借了床和被子，就是“雅庐招待所”了。房间一共8个，最多一间可以睡8个人，职工自己洗被子，还要去火车站拉客人。当时正值乡镇办厂的热潮，许多乡村业务员到上海找关系，旅馆一下紧俏起来。最热闹的时候，晚上那档节目散场后，还要在书场里加床。

　　小纪所在的大华书场没能撑得像雅庐这么久。如今，雅庐要搬迁了，她自己也要退休了，但她并无太多伤感。

　　倒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听客得知小纪要退休，特地来书场看她。“今天，老太婆本来叫我出去搓麻将，我说，不去。”他站在狭窄的走廊里，这么说。

　　小纪笑了，“还有一天呢。”

　　“送你点什么？”

　　“我一样也不要，心意领了。”

　　“小纪，接班人是谁呀？”另一位听客坐在椅子上问。

　　“我不知道，总归有人来的，雅庐不可能没人卖票呀。”

　　散场

　　中场休息10分钟，80岁的袁焕章打算到书场外透透气。在这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清晰地记起了一句“祈调”的唱词，因为调子低沉柔美，上海人更喜欢叫它“催眠调”。“一路走来一路想……”他张开嘴哑着嗓子唱了起来，露出只剩一颗的门牙。

　　袁焕章听了60年的评弹。他喜欢坐在女演员正对面的位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年轻听客递过来请教的本子上，他慢吞吞地写下了“皇后范雪君”这5个字。

　　范雪君是评弹女明星，能说一口清雅甜润的普通话。她曾专门请过国语老师，还向周璇学过唱歌。表演《秋海棠》时，她融入了当时流行的话剧形式。袁焕章在沧洲书场看过她的表演，至今难忘。如今，这位女演员去世已有16年，沧州书场也已经关门43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雅庐招待所开不下去了，大家决定办录像厅试试。那时上海聚集了一批修建南北高架的外地民工，晚上爱在录像厅消磨时光。吴继平跟经理乘坐半夜12点钟的慢车去义乌买录像带，早上4点到站后，没钱住旅馆，就在火车站睡一会儿。

　　评弹和录像在雅庐书场交替进行，下午一场评弹、一场录像，晚上一场评弹、一场录像。周末还有录像的通宵场。住在书场附近的居民还记得，路过这里总能看见花花绿绿的录像海报。

　　然而随着电视、VCD在家庭中逐渐开始普及，录像厅终归也没有撑到最后。90年代末，评弹越来越不景气，雅庐书场只能将一半面积出租。那个曾经悬挂霓虹灯的休息厅，那扇四开的大门，只能出现在照片和回忆中了。

　　2003年，雅庐书场从自收自支单位调整为区文化局下属差额拨款单位，经济负担减轻了。但在评弹整体的颓势面前，这种变化显得有些尴尬。有一年，在事业单位招人的面试现场，吴继平问一位报考了雅庐书场的小伙子，“你知道书场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吴继平没再说什么，这个回答让他又好气，又好笑。

　　吴继平被分配到雅庐书场前，也不知道书场是什么，那是他第一次听评弹。如今年纪大了，他反而越来越喜欢这种能让人静下心来的艺术。“现在的年轻人，最好就是1个小时把这些故事从头到尾讲完，那不是评弹。评弹很细腻的。有个笑话，小姐从楼梯上走到楼梯下，你知道走了几天？16天。”

　　他的孩子今年15岁，对评弹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吴继平表示理解，“我老婆都不要听，别说他了。不过至少他还了解，他的同学可能连书场是什么都不知道。”

　　袁焕章的孙子同样对评弹毫无兴趣。“孙子现在大学毕业搞摄影，他结婚照拍得好。”他很得意地说，随即又抿着嘴摇了摇头，“他不想听，儿子也不听，老早我老太婆没有死的时候，我带她出来听书，我老太婆死了8年啊，糖尿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她走了，我就一个人了。”他嘟囔着。

　　上海的年轻人，确实大多不知道“书场”为何物。他们把顺昌路称为“新天地后面的那条尿片街”，却不知道这条原属于法租界的街道也曾很有“腔调”。它本是用一颗颗圆润的鹅卵石铺成，车子行驶在上面，总是慢吞吞的。当然，这一切早就被沥青层层覆盖，无处可寻。

　　提起雅庐的未来，吴继平说自己也不清楚，“要等拆迁之后才知道”。不过他已经开始筹划送评弹进“新天地”的事了。

　　“这是一个错位的存在，是这座城市穿越回过去的时光隧道。”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上海年轻女孩这样说。为了升学考试，她曾学唱过几句评弹，却从来不知道书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看到了雅庐书场的照片，打算抽时间去看看。“它被很多人遗忘，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就好像妈妈突然有一天给你一个祖传的镯子，然后讲了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3点一过，陈元禧拎着他的黑色尼龙包走了出来，他要回家吃点心去了，晚饭后躺在床上再听听收音机。

　　散场后，小纪要和其他服务员一起打扫书场。还有一天，她就要退休了，有人给她送了两根香蕉和一块光明牌冰砖。

　　门上的插销已被提前放下，轻车熟路的听客们都颇能把握起身离开的那个时间点——台上的书还没说完，剩最后一分钟，台下噼里啪啦一片座椅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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