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过去，西藏的经幡佛号依然，西藏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不变，雪域高原的内部发展与外部交流永不停歇；在进行中的“巨变”里，西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惠民发展时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泽伟吉哲鹏张钦

　　在雪域高原夏日的阳光下，拉萨小昭寺路上的商户，正把一面面五星红旗插上门首；日喀则的数条街道，大规模的翻修绿化；阿里狮泉河镇广场上，100多人的锅庄连日来正在欢快的演练中……一切都在说明，2011年的夏天，对于西藏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拉萨飞抵阿里，再自阿里起始，沿219国道一路逶迤而行，从阿里到日喀则，再回到拉萨。十余日马不停蹄地穿行，数千里雪山湖泊相伴的路途，记者所留意的，是西藏的变与不变。

　　依旧飘扬的经幡

　　和平解放已60年，西藏巨变，众多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没有变。甫入西藏，一路经幡仍在，佛号依然。

　　在拉萨最著名的八廓街北面，与大昭寺相距不足千米，是一条颇为热闹的商业街——小昭寺路。如果说八廓街已逐渐演变为外来旅游者的“观光街”，那么这里更能体现拉萨当地百姓真实的市井生活。

　　正午的拉萨，阳光白得耀眼，但小昭寺路上依然熙熙攘攘，飘扬在街道上空的旋律，是香港BEYOND乐队的老歌。

　　从小街直入百十米，右手边并不起眼的大门内，便是大名鼎鼎的小昭寺。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小昭寺坐西朝东，面朝大唐的方向，据说是文成公主悲思家乡而设计的。寺内原供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系文成公主由长安携带进藏，后在金城公主时期被移至大昭寺，而将尼泊尔尺尊公主携带的另一尊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迎至小昭寺，成为小昭寺的主圣。

　　进了寺门，时间、空间仿佛瞬间转换。在转经廊道上随着人群的流动前进，鼻中是酥油和藏香混合的特殊气息，耳边是转经人笼罩一切的喃喃念诵，犹如行进在一条幽暗而深邃的甬道中。一位藏族老阿妈在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身后的墙壁下站定，理一理灰白的发辫，将双手、额头紧贴在墙壁上，默默祈福。与本刊记者同行者均非信众，但都屏气凝神，虔诚信仰所营造出的庄严气氛如有质感，触手可及。

　　如此景象，在西藏处处可见。

　　在距离小昭寺不足千米的八廓街上，是这样的景象———右手转经、左手数珠、口中喃喃、神色虔诚、顺时针缓缓移动的信徒为数众多；不知来自何地的转经人，在密密麻麻的人流中一步一叩，磕着长头从人们的脚下匍匐而过，对身边的繁华世界视若不见。

　　在距离小昭寺近2000公里之外的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依然是这样的景象——一位藏族兄弟，轻手轻脚地托着一盏酥油灯供奉佛前，随即双手合十默念片刻，长叩在地。一片酥油灯摇曳的火光下，高高在上的菩萨宝相庄严，拜服于地的人同样也有着肃穆安详。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中便开宗明义。如何满足这一先天的欲望？有人求诸上帝，有人求诸真主安拉，而对藏族同胞来说，更多的满足则来自于信仰藏传佛教。

　　在冯友兰看来，“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而“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

　　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生活，从而选择了不同的超越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众多群众信仰藏传佛教，便是源于这样有迹可循、简单朴素的道理。

　　多元的幸福追求

　　与不变的经幡佛号一样，还有一点不会变的，是西藏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正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所说，他们执著地追求和向往天堂的幸福，其实与追求和实现现实的幸福并不矛盾。

　　每天早上8点不到，在日喀则市区最热闹的“东方红”藏茶馆旁边的街道就停满了车辆，三五成群的藏族、汉族群众走入茶馆。几颗红色五角星贴在窗户上，茶馆里人头攒动，藏语写的菜单贴在墙上，人们或喝甜茶，或吃藏面，悠然自得。

　　“我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喝茶，这么多年来饮食习惯没甚变化，变化最大的就是穿衣和交通。”格桑指着自己身上的深色西服说，“我在扎什布伦寺做导游，工作的时候穿上藏袍，很多游客和我合影。”

　　“以前吃不饱穿不暖，自己的父辈最清楚。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心里都是一样想的。”说这话的时候，格桑看着正对面的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等领袖画像，在他背后的墙上，供奉着班禅画像。

　　同样是在日喀则，仅上过三年小学的农奴之子群培次仁，如今坐拥5.8亿元财富，是西藏亿万富翁之一，麾下名为“达热瓦”的企业囊括酒店、工厂、房地产、青稞酒厂……“达热瓦”藏语意为给农奴主牧马的人——解放前，群培次仁的父母都是“住在农奴主马厩后面的朗生(奴隶)”。

　　在西藏各地，和群培次仁一样，越来越多的藏族农牧民正在创造愈加瞩目的财富，从吃不饱饭到“糌粑大王”，从挥着洋镐的农民到舞台明星，从家徒四壁到身家过亿的商界巨贾，“达热瓦”早已是财富、团结、进步的象征。

　　这也和新中国首位藏人类学博士格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藏区实施田野调查的结果类似。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西藏地区经商的人正在逐渐增多，农牧民的活动范围逐渐从帐篷、村落扩大到乡和县，甚至扩大到那曲、日喀则、拉萨等城镇市场。

　　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藏区农牧民已完全接受了商业经济的价值观，相反，许多农牧民即使家里生活绰绰有余也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传统价值观，信佛向善，仍据守他们的行为准则，而中共党员身份更让许多人引以为荣。

　　群培次仁就是一名老党员，他的藏式新房中既有香炉佛龛也有毛泽东的画像，另外最多的就是各种类别的荣誉证书。“我信奉神灵，也感激解放我们的人，而且要创造财富帮助那些困难的人。”群培次仁说，“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能帮助大家是我的荣幸。”截至2010年年底，达热瓦集团已经在扶贫、捐资助学、改善文教卫生条件、修缮公路桥涵、抗洪抢险、地震灾区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上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000万元。

　　同时，格勒还认为，从发达国家和中国内地的工业化发展来看，这一历程往往会使人们流去情感、流去人与人的紧密关系，古老的互助传统将弱化，在强大的市场力量面前，人们遭受的心理打击和创伤将无法避免。

　　近几十年，内地在经济发展之后，物欲与身体欲泛滥，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为无法满足的欲望陷阱，丧失了幸福的感受。这些年，为重寻精神家园，内地上下已付出更多努力。

　　在日喀则的萨嘎县，一位藏族老人向记者抱怨，现在年轻人忙于工作、忙着赚钱，和家里人见面的时间都少了，“还有，好多规矩都不管了，看着生气。”

　　一首据说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小诗如此写道：

　　这佛光闪闪的高原，

　　三步两步便是天堂，

　　却仍有那么多人，

　　因心事过重，

　　而走不动。

　　在这片神圣而纯净的雪域高原上，人们在追求多元幸福，同时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有着人世间不可避免的烦恼和忧愁。

　　但格勒依然乐观，在昆明召开的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他曾表示：“现代化自17世纪开始就成为全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各个民族没有退路，只有向前走。西藏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试验田，为全球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既实现物质富裕的基础又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从未停歇的交流与发展

　　尽管雪域高原相对封闭，但其内部的发展及与外部的交流从未停歇。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蕴，现今的西藏文明正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生发出来的。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所见证的诸多历史变迁，正为这交流与发展做了鲜明的注脚。

　　如今，从拉萨出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便可抵达阿里地区。入住的宾馆，名为象雄大酒店。本刊记者向宾馆的藏族服务员询问象雄的来历，这个几次在餐厅里工作着就唱起歌来的小姑娘笑眯眯地说：“那是阿里的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今日的阿里地区，是古象雄的故地。据史料记载，今阿里地区札达县、普兰县即为象雄国中心辖区。藏族远古时期的主体文化——苯教，其发祥地便是象雄。

　　苯教相传约于公元前5世纪由古象雄王子辛饶米沃奇创建，是植根于雪域高原原始时期的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它起源于原始初民对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变化和存在有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对于天灾、瘟疫、风雨、雷电等等现象不可理解，于是对自然万物产生了敬畏和崇拜心理，逐渐演化成为宗教。

　　佛教传入西藏后，苯教曾与佛教有过激烈的冲突。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主持进行佛教与苯教的辩论之后，宣布苯教落败，佛教遂成为吐蕃的官方宗教。

　　尽管佛教获得了优势地位，但此后苯、佛之争并未停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获得政权后，灭佛兴苯，史称“朗达玛灭佛”。但不久朗达玛即被佛教僧人刺杀，吐蕃从此陷入分裂。藏传佛教所称的“前弘期”——从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吐蕃至朗达玛灭佛，至此结束。

　　历史总是如此巧合，佛教的再兴竟然也要从阿里起步。阿里这块土地，既孕育了苯教，又给了藏传佛教薪火相传的又一次机会。

　　出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沿曲折迂回的象泉河西行，十余公里车程后，古格王朝遗址便出现在一座300多米高的黄土坡上。整座城堡据险而建，洞穴、佛塔、碉楼、庙宇、王宫有序布局，自下而上，依山迭砌，直逼长空，气势恢弘壮观。公元10世纪前后，朗达玛的子孙在吐蕃崩溃后逃往阿里，正是在这里建立了古格王朝。

　　古格王朝遗址的年轻讲解员告诉记者，古格王朝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公元10世纪开始，由于僧人们的不懈努力，以及古格王朝的积极传教活动，佛教再次在藏地兴起，藏传佛教寺庙恢复，僧人猛增，香火兴旺，进入了“后弘期”，并日渐成为大部分民众的信仰。

　　苯佛之争这段公案延续千年，时至今日，苯教为了适应佛教在西藏的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直接或变相地吸收了佛教的许多内容和形式。同样，佛教为了实现“本土化”，也从苯教那里吸收、借鉴了不少祭祀仪轨等内容。这样，苯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苯教、藏传佛教的千余年来的碰撞、融合，也正是西藏文明延续发展的一个缩影。没有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化石”僵硬不变地生存。非要如此，其结果只能是被慢慢抽取生机和活力，窒息而死。

　　西藏文明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停歇的内部发展与外部交流，在于适应发展、变革，还在于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步共进。

　　进行中的“巨变”

　　“巨变”是许多藏族群众包括游客向本刊记者描述西藏和平解放至今60年内说得最多的词。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指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09年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如实描述了这些事实：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草绳一根。

　　旧西藏不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95%以上的人名副其实地命如草芥，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惧中，这样的地方难以被称为“人间仙境”。

　　“一个铁匠，在旧西藏就是‘贱民’，家人世世代代抬不起头来”日喀则拉孜县拉孜村村民、手工藏刀制作者普达瓦说。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记载：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十四世达赖喇嘛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级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级家庭通婚。

　　而现在，54岁的普达瓦是拉孜村藏刀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制作藏刀给普达瓦一家每年带来了四五万元的纯收入，既受到了国家的政策支持，也成为了村里很受尊重的职业。

　　在日喀则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的糌粑厂里，49岁的罗布丹增正忙着指挥工人建造厂区办公楼。他皮肤黝黑，脸颊上有着明显的高原红，穿着一身黑色西裤和灰色夹克，挂在腰间的皮卡车钥匙和家里大门、厂房钥匙在走路时碎碎作响。

　　参观厂房后，罗布丹增将记者带到自家的藏式新房前，两层高、800平方米的新房气派大方，50平方米的大客厅宽敞明亮，装饰着精美的藏式图案，电视、冰箱等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阳光从窗子洒进来，他的妻子宗吉在客厅一角缓缓纺线。

　　在舒适的藏床上喝着甜茶，罗布丹增说，“在旧西藏，只有噶厦政府的贵族们才能用‘四梁八柱’，现在我这个农奴的儿子也住上这么气派的房子了。”

　　有专家认为，西藏诞生更多富翁是必然现象。因为旧西藏是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财富自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民主改革之后，人身获得解放，财富观念也逐渐在藏族百姓中间形成，这使得创造财富成为可能。

　　“在旧西藏，财富主要集中在极少数贵族、寺庙手中。昔日农奴们的翻身、发展、致富得益于国家对西藏人民的优厚政策。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改革开放、扶助农商，没有这些就没有西藏农牧民的今天。”在采访中，身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的群培次仁一直强调政策对他的帮助。

　　针对西藏起点低、条件差的特殊情况，60年来中央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给予西藏大力扶持和特殊照顾。“中央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给我们农牧民提供了创造财富的好机会，现在是西藏历史上最好的惠民发展时期。”群培次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