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巧实力”外交的，不仅仅只有美国。

　　刘 洪(北京)

　　按照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理论，被奥巴马政府奉为圭臬的“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就是指不单纯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善用“巧实力”外交的，不仅仅只有美国。在朱民升任IMF副总裁问题上，其实我们就可看到这一谋略的影子。

　　其中的硬实力，毋庸讳言，就是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尽管在当前IMF份额组成中，中国还只排第六(2010年的改革获批尚需多年时间)，但以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是IMF的主要出资方的身份，在当前的IMF改革和总裁选战中，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IMF前总裁卡恩就曾对我调侃说：“中国人将钱堆在桌上，别人就会听。”退一步讲，没有中国的配合，无论谁当选IMF总裁，施政也必多受掣肘。

　　正是基于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拉加德在参选IMF总裁职位时，就专程前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游说。在中国之行中，拉加德就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它在IMF的代表权就应该随之扩大；而朱民未来在IMF高层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完全合理”的。

　　至于软实力，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中国推出了恰当的人才，二是中国采取了恰当的策略。

　　恰当的人才，是指正确地选择了朱民。作为国际高端金融人才，第一得有专业的知识，第二必须英文上佳，这两点朱民完全符合。他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也曾长期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学家，东西方的教育和生活，使他既有东方学者的认真、严谨，也不乏西方俊杰的风趣、幽默。环顾国内，这样的人才还真不多。拉加德在评价朱民时就说：“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拉加德的一席话，其实也意有所指。因为要跻身IMF的最高层，光有学者背景，显然是不够的。正基于这番考虑，中国政府2009年初步确定朱民竞争IMF高管时，火速将朱民由中国银行副行长提升为央行副行长。从中国人事管理制度看，这一提升是突破性的，但此举为朱民最终就任IMF副总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恰当的策略，就在于在IMF总裁选战上，中国打好了手中的牌。过去60余年，IMF总裁位置一直为欧洲所垄断，卡恩因性丑闻辞职后，虽法国财长拉加德对该位置势在必得，但反对声音也是异常高涨。中国一方面联合其他金砖国家发表声明强调，现在已到了由新兴国家人出任总裁的时候；另一方面又留有余地暗示，遴选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含糊而矛盾的表态，其实更是在无奈中趁势而为。

　　说无奈，是因为IMF为西方掌控，有没有中国的支持，拉加德都能笃定当选；趁势而为，既然中国无法阻挡，那就索性成全，但要获取中国成全，拉加德也必须有所回报。于是，我们也就看到，在IMF总裁竞选的最后时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表示，中国“全力支持”拉加德；而拉加德上台后，也立刻创新机制，增设一副总裁职位，提名担任总裁特别顾问这一临时性职务的朱民出任，朱民由此名正言顺进入IMF最高核心层。

　　在整个过程中，无疑需要外交的智慧。因为中国硬实力虽强，但还未强到IMF必须俯首倾听的程度；中国软实力不错，但拉加德也完全可效仿前任，继续让朱民原地踏步，或者过一两年再兑现默契或承诺。但通过巧实力的运用，最终朱民很快更上一层楼，中国和IMF关系也翻开新的一页。

　　当然，结果颇为精彩，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改善的空间。第一，当年为助推朱民进入IMF高层，中国政府在其赴华盛顿前，火速将他由中国银行副行长提为央行副行长，这固然展现了我们不拘一格的用才观，但也有临时抱佛脚之嫌，同时显现出我们国际人才储备的严重不足。第二，当时朱民入职IMF，原希望争取的是日本籍副总裁加藤隆俊离职留下的空缺，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决策缓慢，致使日本的财务省高官筱原尚之捷足先登，朱民最终只能出任IMF总裁助理这一临时性岗位。一年后，利用IMF总裁的突然变故，中国方实现最初的目标。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好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