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记1911  周记1911 

　　名记中的战斗机

　　一直到死，詹大悲始终沿着他认定的面向德先生的道路继续革命，反袁、反蒋、反汪，一路都是激进的反对党

　　文 | 顾佳赟

　　标题党，十个字，如翅膀沾了火星的蝴蝶，要点燃整座森林。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911年7月26日，詹大悲在《大江报》上的这篇短文，“吹响了武昌起义的号角”。

　　名记詹大悲24岁，《大江报》创刊半年，年轻的心与年轻的报，影响力尚不出湖北新军士兵那些目标读者之外。

　　真正搞大的是这篇标题惊悚的200字短评。先照例痛心疾首，“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再照例振臂疾呼，“无规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

　　明知其“立意嚣张、扰乱治安”，湖广总督瑞却实在为难。抓来杀掉，坏处是人家正等着以烈士血书写下篇；好处是旗帜鲜明，反对派说不定有所忌惮。不抓不杀，坏处是难以向上交代，好处是决定开报禁的是中央，不如自己落个开明。

　　两种选择各有利弊，瑞偏选了百弊无利的中庸法：抓而不杀。于是墙内詹大悲冷笑，墙外新军战士暴跳。

　　与其“倒闭”，不如“被毙”

　　1910年底，詹大悲得胡为霖资助，创办《大江白话报》，后因报纸言辞激烈，胡为霖的父亲惧祸召回其子，撤回资金，报社遂陷入停顿。詹大悲随即集资3000元，对报社全面改组，于1911年1月31日更名为《大江报》，重新亮相。詹自任经理，并请何海鸣等革命党人为编辑。

　　保皇派《时报》称：“大江报馆总理、主笔、校对、会计诸人均皆剪发，与别报馆人不同，今春有人密禀，谓该报同人形迹可疑。”

　　这是以公开新闻揭秘地下党。若做跟踪报道，激动人心的线索委实不少。

　　《年初一神秘军方聚会》：1月30日初一晨，黄鹤楼一带，20来个身着土黄色制服的新军士兵，受《大江报》之邀，混在游人中络绎上山。山上奥略楼内，长袍礼帽的詹大悲、戎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正等着他们——“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各标代表。

　　《小面馆里学“外语”》：2月20日起，洪门成员郭先知常出现在武昌南湖一个小面馆。来这的客人，先用右手捏右耳垂，对上暗语即坐下，边喝酒吃面边跟郭老师学习一种外人完全不懂的语言，比如把瑞叫梗线，把开会叫避桃。

　　1月30日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直接发动和参与武昌起义的两个同盟会下线组织。

　　当日詹大悲分发铅印的《文学社简章》，一字革命不提，只说研究文学，众人相视而笑。

　　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各代表回去成立文学兴趣小组。大江报馆成为革命党一个据点。

　　小面馆则是革党联络江湖会党的黑话培训班。彭楚藩、詹大悲、谭人凤、孙武等都是该班学员。实践证明，“外语”管用。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军中活动，有时彼此不知身份差点火并，幸好大家都用洪门暗号。

　　后人分析为何广州起义惨败而武昌起义事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以军队为敌，后者以军队为大本营。大江报馆作为新军士兵之家，联络之功不可没。

　　士兵投稿，《大江报》往往照登，反对军队腐败、揭露军官“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的报道尤“得军士欢”。

　　重政治而轻经营的《大江报》给每营队免费赠阅一份，经费困难。对此，詹大悲宣布“如到不能维持时，宁可被封，决不自动停刊”。

　　在豁出去了的指导思想下，7月17日《大江报》刊发内部记者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9天后刊发署名“奇谈”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被捕后，詹说那是外间投稿，自己作为主编负责，既不掠作者之美又打死不说作者是谁。

　　搞宣传，不能深究数学真实

　　其实作者是章太炎弟子、后来的国学大师黄侃。

　　8月1日，《大江报》“如愿”在倒闭前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鸣被捕。2日，报社通电全国“乞伸公论”。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被浪淘哉？”

　　全国各地革命媒体都激动起来，声援文章一个比一个激烈，新军士兵在报社门口贴满慰问纸条和哭吊短文，群众团体集会抗议政府钳制言论。

　　最后，审判庭轻判詹、何徒刑一年半，还可缴罚金八百元抵刑。但武汉革命党此时囊中空空已达历史最高纪录，两人交不出钱，遂入监狱。

　　“大江报案”与武昌起义之间，确可大笔勾连。瑞、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严查新军中与大江报有关系的士兵，风闻革党中秋起义消息后更禁止士兵自由出入，类似“抓而不杀”的做法，进一步逼出提前起义的紧迫感。

　　从“苏报案”到“大江报案”，朝廷应深深后悔于自1898年“准许自由开设报馆”以来的舆论失控。十多年来，记者们在四方论战和抓抓放放中锻炼得越来越猛。

　　湖北藩司余诚格以高息从洋人处秘借五十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居然把借款合同副本捅了出来。

　　而在年初的英国巡捕打死人力车夫事件中，湖北政府要求《大江报》“勿言车夫有丝毫伤痕”。但《大江报》却公开政府的“勿言”告诫，对事件演变火上浇油。

　　孙中山明确认为，党和党报是“体”、“用”关系。包括文学社机关报的《大江报》在内，同期革命报纸都有如此共识，即报纸和记者不仅可以表达舆论，为革命目的也可以制造消息引导舆论。

　　比如被革命派广为宣传的《汉人供给满奴之细账》：“满奴五百万人人人皆知，凡满奴必有饷银，亦人人知之。每月每奴银四两，每年以十二月，记四十八两，五百万人每年共需两千四百万两。自满奴入关迄今，已二百六十又八年，年年无不照数取之我民，即不计利息已达六百四十三万万两，合四十万万两千万斤。 如以马车连之，每车能容千斤则需四百零二万辆。如以此银铸成银圆，则可得七百五十四万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四百四十四元。直径长一寸一分，如以全数银圆连成一带，此带之长有四百六十一万里，可绕地球五十八周。”

　　此种文稿，不能深究数学上是否成立。只要让汉人士兵读一遍，刚喝下肚的青菜汤立马变成汽油。

　　是牛虻，就战斗到最后一刻

　　狱中的詹大悲继续战斗，甚至写信给北京好友、同盟会员温楚珩商议起义。首义成功后，他出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大江报》也于1912年春在汉口复刊。

　　新《大江报》抨击拥袁共和派和黎元洪，火药味如旧。因为刊登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配发借题发挥的社评，8月8日，黎元洪以“破坏共和、危害民国”查封报社，并下令将何海鸣等“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刊出那日，距武昌首义日还有76天。

　　一年后，大乱已至，查封报馆居然情景重现。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最紧张的一幕就是詹大悲的紧急决议”。他主张开除居正党籍，并以反革命罪犯交国民政府通缉究办——　这位此刻正积极清共的居正，是辛亥年说同一暗语的共进会故人。

　　1927年“4·12”政变后，詹大悲通过《汉声周报》要求国民党中央查办蒋介石。

　　6月， 他支持《民国日报》揭露夏斗寅部在湖北镇压工农运动，“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壅、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对妇女以绳穿乳而驱其裸体游行”。

　　随后，他将湖北省农协一份详载3000余农民被害的“内参”交汪精卫，要求抚恤。

　　12月16日，在汪精卫“7·15”政变后依然留在武汉并不改牛虻本色的詹大悲，被汉口卫戍司令部逮捕，次日以“通共”罪枪决。被捕前半小时，他派夫人陈希慧通知董必武速速转移。

　　“五四”运动时期，詹大悲曾发表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其中一篇，将德先生比作照彻黑暗的日光：“德谟克拉西已成世界大势，无论哪一国都到了不能违背大势的时候”。“但是，虚伪的德谟克拉西何以得势力？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又何以这样姗姗来迟呢？”

　　一直到死，詹大悲始终沿着他认定的面向德先生的道路继续革命。他积极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也头一批入改组的中华革命党，反袁、反蒋、反汪，一路都是激进的反对党。然而德谟克拉西的中国，他还是没有看到。

　　参考文献：《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第五日会议记录》，任重《大江报被封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陈希慧《詹大悲先生遇难前后》，孙剑纯、万建生、黄平《詹大悲在武昌首义中的历史作用》，任东升《大江报：中国第一张面向士兵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卢志泉等《詹大悲与大江报》，陈望龄《革命的号角——　大江报》，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