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到大改临界点

　　“检察机关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公诉人的角色，而是一种法律诉讼的介入，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意见，他都有权力也有义务提出来，不能仅局限于对被告人不利的监督”

　　《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张海林 | 北京报道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光中告诉《望东方周刊》，死刑复核程序修改方案，已写入将于今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

　　刑事诉讼法首次大修，还是在1996年，距今已15年，这也意味着，15年后的这一次大修，决定的将是死刑复核程序未来10年、甚至15年的程序模式。

　　目前施行的死刑复核程序，被学界解读为内部行政审核程序：最高法院法官组成合议庭阅卷、承办法官提审被告，但刑辩另两方，即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几乎没有正式介入复核程序的制度保障。

　　此前全国律协一位主任称，“这是妥协之产物”。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因为倘若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如一审、二审一般完全介入，将给法院系统带来无尽工作压力。

　　而今，围绕着死刑复核程序向左转、向右转之问题，三部门将再次展开鏖战；而公众近期对夏俊峰、药家鑫等死刑复核案件的关注，客观上又促使立法机关在此问题上，无法不慎之又慎。

　　“首次主动约见”

　　短时间内，“小贩杀城管”的夏俊峰案无疑是观察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最佳”案例。

　　早在一个月前，便有媒体报出，最高法院刑庭三名法官主动约见夏俊峰辩护律师陈有西，并“听取了律师意见，书记员作了记录”。

　　业界用“破天荒”三字形容这次约见，因为“从未听说近年来有最高法院法官因死刑复核约见律师”。而据本刊记者此前调查，不少死刑复核律师，为争取一次与承办法官的相见，其难度不亚于上访。

　　陈有西称，这次约见成功，与最高法院重视夏俊峰案有直接关系。他说“这次约见是一种进步”。

　　未为公众知悉的是，最高法院和司法部都有文件明确规定，死刑复核律师可以约见法官。只是因为规定里未有救济程序可循，长久约见被拒后，不约见反成常态。

　　与夏俊峰案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药家鑫案，呈现出来的死刑复核程序，则几乎是另一极端：前者为舆论同情，后者一片喊杀；前者律师被主动约见，后者直至执行死刑，也没有约见成功。

　　药家鑫案火速“结案”，药家鑫也于6月7日在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公众因此无法从药家鑫案的死刑复核程序里，找到更多死刑复核实体及程序方面的蛛丝马迹。

　　不过，据《法制日报》报道，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在6月21日表示，判处药家鑫死刑，不是单从法律效果方面考虑，也不是迫于所谓“舆论压力”，而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考虑的。

　　宋洪武表示，按照法院的认定，药家鑫案社会反应强烈，如果不判处死刑，可能会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一度引发外媒强烈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6日的报道称，如果说药家鑫案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它导致许多中国人公开反思死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公开质疑，是否处决一个自己主动自首、其家庭愿意赔偿死者的年轻人，“司法公正就算得到维护了”。

　　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都可介入

　　由上述两案带来的争论与反思，促使学界、业界多次研讨会的召开，这也使得观点、利益的博弈，有了走向统一的可能。陈光中告诉本刊，这些意见反思，归结为三点共识，都极有可能写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死刑复核阶段必须要询问被告人，这是无疑的。”陈光中说，对于比较远的被告人，如果直接询问不方便，会吸纳广东等地远程视频的做法，进行远程提讯。

　　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诉讼化，也有了实现的可能。“现在最高法院就已经容许辩护人介入，辩护意见可以送给法官，向法官约时间，当面讲辩护意见，而法官也必须安排时间见面。已经做到这一点了。”陈光中说，此次刑诉法修改，律师在死刑复核中的权利，会进一步、更具体地兑现。

　　不过，对检察机关如何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学者与立法机关的共识是，只做原则性规定。陈光中说，对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起初是有争议的，因为最高法院不同意检察机关介入，后来经过检察院的争取，才加入了这么一条，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检察机关都可以介入，包括死刑复核。

　　“这是最高法院在让步。”陈光中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早在2007年，高检院就已成立了内部死刑复核机构。“最早这个机构是临时性的，现在是中央同意批准的。它既然成立了，肯定要运作，而且高检院还明确提出，不能光听辩护人、被告人的意见，也必须听检察院的意见。”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告诉《望东方周刊》。

　　陈光中认为，目前的突破已是难得的进步。“过去的死刑复核程序，明显是行政性审判、封闭式内部审查，现在是适度地诉讼化了。”但他认为，毕竟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定性，不是二审后的三审，“所以它也不可能完全诉讼化。”

　　他认为，在修法时，还应当坚持将法律援助扩展至死刑复核程序。“此次修法，法律援助已扩展至无期徒刑，”陈光中说，这能不能实现，有待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结果，“我最后一次看到的草稿中，对此还没有明确规定。”

　　干脆废除律师在死刑复核过程中的参与权

　　在死刑复核收归最高法院后，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历了长达4年的“长跑”。在“长跑”中，要求维持以往行政审批程序的意见，以及要求沿着诉讼化方向改良死刑复核程序的声音，始终在交锋。

　　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曾坦率地说，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搞不清楚它是诉讼性质，还是行政审批性质，或两者兼而有之；二是目前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几条，过于笼统，大量的操作规程，需要司法解释和最高院制定规章制度、法律文件来解决。

　　不少刑诉法学者和刑辩律师坚持认为死刑复核应进行诉讼化改革，甚至应把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专门一章写入刑诉法，按刑诉程序让律师及公诉人介入。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告诉《望东方周刊》，“若不能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诉讼制度，就干脆废除律师在死刑复核过程中的参与权。这样也让那些死刑犯，以及他们的家属死了这条心，别找律师了，律师也不会背上骗子的黑锅。”

　　由此而滋生的问题是，从诉讼平衡的道理来讲，一旦律师的介入权得到立法认定，作为刑诉程序的另一方——检察机关，是否也要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检察机关的理由是：如果死刑复核是一个诉讼活动，必然要有控辩双方的对立，只有律师一方介入，这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审批程序，不符合基本诉讼理论框架。

　　“最近有一个《最高检察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怎么去监督》的课题，过去我是反对的，但现在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刘仁文说，在各个国家，很少有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裁定，还让公诉机关去监督的，但中国有自己的现实，宪法上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博弈结果是，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里的介入权力，也将获得法律化的确认。“检察机关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公诉人的角色，而是一种法律诉讼的介入，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意见，他都有权力也有义务提出来，不能仅局限于对被告人不利的监督。”陈光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