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王若翰

　　在听证会制度被引入中国之初，公众曾对此抱以热切的期待。然而，近几年来有关国内听证会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怪象，不禁让我们心中疑窦丛生。中国的听证会究竟是公众监督、发言的平台，还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独断升级？如何才能把听证会这种“舶来品”真正转化为中国民主的象征？我们在质疑，也在思考……

　　2009年12月8日，哈尔滨市水价上调听证会上，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的退休老教师刘天晓，盛怒之下，朝哈尔滨市物价局副局长扔掷矿泉水瓶表示抗议。此行为后来被网民赞为“2009年中国百姓维权第一扔”。这“惊天一扔”触动了消费者对“涨价”二字最为敏感的神经，也引发了民众对于价格听证会上消费者话语权的思考。

　　时隔不足两年，成都作家聂作平一条关于“听证专业户胡丽天”的微博，又一次在网络上掀起滔天巨浪，7年里参加23次听证会的纪录让人咋舌，而关于胡每次在价格听证会上均是支持涨价的说法，则更是招来网民们的狂轰乱炸。几天之后，杭州74岁的崔盐生老人，又以10年里参加了32次听证会的成绩，刷新了这一纪录。不同的是，崔盐生7次价格听证会6次反对涨价的做法，被网友称颂，并由此得名“犀利爷”。

　　面对“听证”带来的洋洋大观，公众们渐渐开始意识到，对于听证会，我们再不可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继续选择沉默。

　　“听证专业户”不是新话题

　　如今在百度上，只要输入“听证会”三个字，“听证会专业户”这一词条就会自动跳入视野。其实，在成都，所谓的“听证专业户”、“听证四大金刚”从来就不是什么新话题，细心搜索当地媒体的报道，从2004年开始，退休老人胡丽天的名字，就频频出现在听证会的参与人名单上。

　　据胡丽天自己介绍，从2004年到2011年的7年间，她共参加过23次听证会，至于网上说的19次，是以前统计的数据。其中，在成都市控制机动车总量的听证会上，她因为与大多数听证代表所持意见不同，还特地接受了当地媒体采访，后有文章见报，题为：《听证专业户今天要舌战群雄》。

　　在一次关于增加成都市出租车总量的听证会上，胡丽天作为听证代表，在听证会召开之前，就成都打车难一事做街头调查，当时也有成都方面的电视台跟拍她的调查全过程。

　　至于听证会上的“四大金刚”一说，也是源于之前成都媒体对包括她在内的四位热衷于听证会的成都市民的报道。

　　由此看来，“听证专业户”在这次“被代表”事件之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成都，它似乎代表着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积极参与听证事业的热心市民团体。而此次，“听证专业户”之所以在网络上招来一片质疑声，关键在于很多网民对与价格有关的听证会“逢听必涨”的敏感，以及对听证会参加人选拔程序的疑惑。

　　按照成都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何亚军的说法：关于价格听证会的代表选拔方式，成都市从2010年开始，采取通过公证处现场公证的形式，随机抽取消费者参加人选。而此人选的报名方式，他们则是通过成都的几家权威媒体进行发布，面向社会征集。

　　既是面向社会征集，又是随机抽取，那么“听证专业户”的现象就有些让人不解。

　　“听证代表由抽签随机选出，此老妇竟18次选中，这运气不买彩票都可惜了。”这是聂作平在微博中对胡丽天多次当选听证代表一事的评价。在成都市“听证四大金刚”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同时，公众们更多关注的其实是在听证代表的选拔途径。

　　“谢谢你！我只是普通人。采访就不必了！如果有兴趣可在网上看看我的文章！再见！”这是曾屡次参加成都听证会的张见远婉拒记者采访的一条短信。

　　胡丽天曾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都一再表示自己并不是“托”；哈尔滨听证会上扔掷水瓶的代表刘天晓在听证会之后，也曾被多家媒体报道，作为“公民维权”的代表；张见远在此事被热炒之后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表示只愿意上央视说个清楚。

　　百度上输入张见远的名字，我们看到了他在“中国网络电视台——复兴论坛”上的发帖，记录了自己在2010年6月3日成都市地铁票价听证会上的发言。发言中，张见远以大量的事例作为依据，陈述了自己赞成“两元一票制”的理由。虽然后来投票的结果是，只有他与唐厚义两人赞成“两元一票制”，少数服从多数，成都地铁票价被定为3元起。

　　对于网上对听证专业户的诸多质疑，唐厚义在接受采访时特意向我们宣读了他写的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1、我听证消息是我从订阅的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天府早报上面看到的。我听证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事。

　　2、我报名之前没有和其他报名参与者有过任何联系。

　　3、我爱听证，又爱参加听证会。我喜欢听证。因为听证会是自身民主权益的一种展示，作为真正的公民，就应该珍惜它，就要参与。

　　4、我的观点是经过我自己调查发表的，没有被人授意。我愿意回答网民朋友提出的关于我参加听证会的问题。

　　说到参加听证会的具体原因时，唐厚义不无感慨地告诉我们：“我在退休之前一直是工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时代变迁，我深知公民的知情权来之不易，所以听证会这样的平台我愿意去参与，虽然我的一些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我的努力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如：在成都市住房保障条例的听证会上，我的建议就被采纳了，并被作为条例订下来，帮助更多人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一同接受采访的廖冰虹也表示：“虽然2009年那次增加出租车数量和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的听证会上，我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重视，之后我也再没有被抽中参加价格方面的听证会，但这并不会影响我的听证热情，下次再有价格听证会，我还要报名。当然，如果经过此次风波，有更多的市民愿意来参加听证会，即使抽不到我，我也还是高兴的。”

　　听证遇冷谁之过？

　　7月20日，我们采访到了成都听证会上屡次中标的四位代表中的三位，分别为：胡丽天、廖冰虹、唐厚义。三人皆已年过半百，其中廖冰虹、唐厚义二人为男性。

　　在采访中，三人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能在随机抽取的情况下屡次中标，其实是因为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人实在太少，有时报名人数甚至达不到规定标准。

　　谈到听证会报名遇冷的原因时，廖冰虹说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听证会代表报名的消息，都是登在报纸的边角位置，极不醒目。

　　而在当天上午，成都发改委举行的记者会上，何亚军给出的答复是：报名人数之所以偏少，可能是因为本人不关注，没看到，或者是热情降低，多种情况。

　　“在听证会开始的30天之前，我们就通过当地的主流媒体、中国成都官网以及成都发改委、物价局的工作网站向社会发布消息。”至于消息被安排在页面的什么位置，何并未详细介绍。

　　针对发改委这样的解释，聂作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质疑：“我一直在成都生活，但也一直不知道成都各种听证会征集听证代表的消息。如果每一次都只有几个人报名，每次抽中的都是他们，那我们确实不应该把矛头对准这几个‘听证专业户’，不能说他们是‘托’。但这暴露的另一个问题是：听证会的主办方工作中存在失职，至少是不作为，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听证会的消息，没有尽可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这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时，也凸显出听证代表们的选拔机制存在漏洞。至于这几个听证代表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那是后话，主办方在征集报名人选时，首先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做到广开言路。如果发布的消息不是征集听证代表，而是募捐，那么我想政府有关部门一定不会在发布一条消息之后便对结果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而是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动员吧。”

　　在广州出租车运费调价的听证会上，曾有这样一段插曲：候补代表、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一早就带着一只折叠小凳子，来到珠江宾馆会议中心，无奈被拒门外。稍后，他向工作人员争取，能否请一名听证代表出来，帮忙转达他的意见，再次被拒绝。因为“坚持反映呼声”，所以碰了一鼻子灰，当天听证会还在进行，韩志鹏就拎着小折凳离开了。

　　候补代表只有在正式代表出席不足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机会进入听证会现场发言。但韩志鹏表示，即使自己不是代表，只是一名普通市民，也有权利就广州市的发展规划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样，听证代表所陈述的观点应该是经过调查之后的民意，而不是自己个人的一家之言。

　　听完了韩志鹏的经历，成都听证专业户廖冰虹，又向我们透露了他作为正式听证代表的一些经历：“很多时候，我在听证会上发表的反对意见，都没有被载入代表发言记录，会后有关方面负责人也没有对此给我一个解释。我认为主办方这一做法，并不是对我个人的不尊重，而是对民意的不尊重。现在社会上很多民众对于听证会报名不积极，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结果所致，当听证会沦为一个走过场的形式，谁又愿意来报名呢？”

　　说起公众对于被代表的不满，廖告诉记者：在2009年11月成都市增加出租车和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的听证会上，他作为听证代表曾当场提出，此次听证会从收到消息到召开听证会，只有三天时间，作为听证代表，他无法充分调查收集资料，而且把增加出租车辆数和出租车经营权转让放在一起讨论，从程序上来讲也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因而，他建议应该中止此次听证，另选时机。但他此次的提议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与唐厚义一样，后来的价格听证会，他再也没被抽中去当代表。

　　类似的情况，在同为成都“听证四大金刚”之一 的唐厚义身上也曾发生。据唐自己说，他曾在 调整“水价”、“天然气价”等价格听证会上坚决反对涨价，但只要是反对，每次都会是少数分子，最后不得不服从多数。后来，在“制定地铁票价”的听证会上，自己坚持“两元一票制”，反对“三元”、“五元”的方案，但最后也是以自己和另一位代表的孤立无援而收场。从那以后，成都的价格听证会代表就再也没抽中自己。

　　如此看来，在公众质疑听证会代表选拔机制的同时，被选中的代表者们心中也不乏种种疑惑。

　　“听证会是以一个正式的郑重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成都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何亚军，在7月20日答记者问时这样说。

　　逢听必涨VS逢涨必听

　　胡丽天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告诉记者，对于网上传言自己支持“涨水价”、“涨的士价”、“涨停车费”的说法均不属实，因为这几次听证会她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我也报名了，但是没有抽中我。”胡丽天这样解释。说到聂作平在微博中提到的“胡丽天名言”：“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胡丽天斩钉截铁地否认：“这个理论太荒谬了！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人都不要活了！前两天我接受几家媒体采访时，有记者把聂作平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当场打电话质问他，在网上发帖的内容有什么根据。他支支吾吾的说，是在网上看到的。我说：‘你说的这些，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就是我参加过一个占道停车听证会，剩下全是假的。’后来我还对他说：‘聂作平我要把你告上法庭，我要和你对簿公堂。’现在网上常说‘乱刀砍死’，我现在就想乱刀砍死聂作平！”

　　面对胡丽天提出的“对簿公堂”一说，聂作平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她若真要起诉我，那我只有迎战了，我手里有纸媒的资料为证。2010年7月6日的《天府早报》报道了成都的士价格调整的听证会，其中就有胡丽天的发言记录：‘气价涨了这么多，的士涨价也是顺理成章的。’再往前看，2004年成都天然气调价的听证会上，她也赞成涨价，而且当时三个方案，分别是涨1毛、2毛和3毛，她赞成第三个方案，涨3毛。这在当时的《成都日报》上都有。我到现在也没有直接说胡丽天就是有关部门请的‘托’，但是我对听证会‘逢听必涨’的现象表示质疑，价格杠杆是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但是真的要什么事情都通过涨价来解决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春节时，我们干脆把火车票涨到1万元一张，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春运了？”

　　针对民众一再对“逢听必涨”表示不满的现象，成都发改委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就是要涨价，要制定这些资源垄断经营方面的价格和公益性服务的价格，所以才开门听证，通过听证来制定决策。网友说‘逢听必涨’，实际上应该是‘逢涨必听’才对。”当记者问到听证会后的结果是否都是涨价时，得到的解释是：“每次价格听证会后，都对价格作了调整。也有因为要降价而召开的听证会，只是降价听证会一般采用简易程序，影响不是很大。”

　　在涉及到价格听证会是否会因为反对涨价人数过多，而无法通过的问题时，成都发改委并未给出直接回答，只说以前有过因听证会报名人数不足，而暂时搁置的情况。

　　中国著名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曾拿美国媒体直播克林顿总统性丑闻的听证会，来与中国的媒体作对比。得出结论：想必深愧弗如！同时又指出：中国媒体所曝光的丑闻主角，皆是无关痛痒的人与事。以上言论，套用到此次听证代表风波中，倒是别有一番深意。

　　对比此次大多数媒体对此事件的痛批，成都当地媒体此前对“听证专业户”现象的正面报道显得有些滑稽。正如聂作平所说：“我不能说他们是托，但在随机抽取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出现听证专业户，至少是政府的不作为吧？”

　　在查阅了成都媒体的相关报道后，我们发现，许多媒体在此前并未觉得“专业户”的出现有何不妥，并且从未质疑过所谓“随机抽取”的公正性。

　　“对于听证会上我的反对意见被删除的情况，我在以前接受的媒体采访中就多次提到过，但是均未见报。这个月的15日，《成都全搜索》也邀请了我们几人去录了一期访谈节目，我当时在节目中的观点比较尖锐。录制完毕，编导告诉我们当晚就会播出，结果就杳无音讯了。我就想不明白，有些媒体，为什么这种觉悟还不如我们普通公众。”廖冰虹这样说。

　　聂作平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也对成都当地媒体提出了期待：“在英美国家，听证会的全部过程都是要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直播的。当我们乐呵呵地看着英国听证会上默多克险些遇袭，饶有兴趣地谈论邓文迪如何救夫的时候，是否思考过，为何我们能够对远在欧洲大陆的听证会细节了如指掌，而对于家门口召开的听证会，却只能从电视、报纸上得到只言片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