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左边是“婚纱版”毕业照，右边是携带婴儿的“母女版”毕业照，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同时发生！广州某高校新闻学院2007级一位女大学生还没毕业就成了“大学生妈妈”，吸引了众多目光——祝福、羡慕，当然也有误解和不屑。

　　自2005年教育部解禁在校大学生结婚以来，在校大学生结婚的消息不时传出，但每次，似乎都会引来一些争议，总有一些人反对大学生“主次不分”，耽误学业，还有些人认为这会给其他大学生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

　　在校大学生能不能结婚、生子，这在教育部修订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时，就已经明确——只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这是学生的权利，学校不得干涉。而教育部和学校不能干涉学生结婚，也并不意味着鼓励大学生结婚。说到底，这是每个公民个体，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只要遵纪守法，他人无权指责。

　　但围绕大学生结婚生子的争议却一直不断，这表明，要落实大学生的基本权利，形成尊重公民个体权利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作为成人大学生的权利，以为既然是学生，就应该像学生的样子，以学业为重，不能为其他事物分神；其二，大家习惯了大学生“被规划”，按一个模式成长，因此，看不怪有学生偏离这个模式，走出和其他学生不同的道路来，并觉得这种模式是一种 “坏榜样”；其三，我国大学现在还没有真正实行学分制，学生还不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所以，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学业，还是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而如果实行完全学分制，连修读年限都可由大学生自己安排，这就把求学作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某一时段必须全心全意要完成的目标。

　　说到底，虽然禁令取消，但有的人的思维并没有转变，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也并没有随着规定的调整，而改革教育教学管理。由此看来，围绕大学生结婚生子的争议，其实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和学校管理的普遍问题。首先，权利意识单薄，这就是，作为公民，并不明白自身有怎样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表现在大学生结婚这件事上，就把学习的责任与结婚的权利相对立，从教育发展看，无论是社会公众、受教育者还是教育者，如果连本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都不明白，就无法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反过来，还会去伤害、践踏其他公民拥有的合法权益。

　　其次，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把读书变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应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教育环境中，一名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之后，可以选择参加工作一到两年，然后再申请进大学；一名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休学一年，去体验社会生活、参与志愿者服务，或者完成其他更迫切的事务，然后再回到校园，这样的学习，就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读书充实人的生活、提高人的能力与素质的功能就会凸显，而为尽快获得一张文凭、把教育作为谋生、竞争的工具的功利价值就会淡化。如此，学校教育就会发展人性，而不是扭曲人性。

　　六年前我国教育部门取消在校大学生的结婚禁令，被誉为体现了人文关怀、彰显了法制观念，但不得不说，这不是一纸规定就能完成的任务，推进公民教育，回归教育本身的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